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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谈“小诗”

见到马悦然的一篇长文在《文汇报·笔会》(2012·10·22)上发表,题目长得很,叫《1920年代的中国小诗与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俳句》,是他本年10月在上海一次讲演的讲稿。他的短文与讲稿都不多见,我急忙读了。讲的问题很专门。谈“小诗”,小到一行、二行、三行的那一种。他先介绍了他们国家的大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然后及于中国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小诗,包括郭绍虞的一首四行的小诗,还有当时的一大批诗人如俞平伯、朱自清、梁宗岱、冰心等等的小诗。

马悦然从日本的俳句谈起,说一般是十七个字音,以5—7—5的格式,排为三行。他讲到对日本俳句大家芭蕉的最著名的一首俳句的翻译,说中国有两种译本:一是译为“古池冷落一片寂,忽闻青蛙跳水声”,他说不好,因为“冷落一片寂”和“忽闻”,是原诗所没有的,多余;一是译为“古池塘,青蛙跃入,水声响”,较好,但它押韵,而日本俳句是不许押韵的。他读得真细。而使我更受震动的是他注意到当年的这一批青年诗人,诗界的开拓者们的小诗,这些小诗大都被忘记,也不为研究者们注意了。但他列举了这些诗人的“小诗”成就以及它们受到外来的影响。更使我感动的是,他举出四川的杨吉甫(1904—1962)和台湾的杨华(1906—1936),他们都经受贫病和坐牢,早早死去,名不显于世。但是马悦然注意到,而且大胆肯定他们的诗作。马悦然说:“五四运动初期是小诗的黄金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与瑞典1940年代的文学有些相同的现象:对传统文学的否认的态度。”

像马悦然这样细心研究,充分肯定“小诗”作者的成就,我只记得当年的周作人这样做过。周作人在1923年编成的《自己的园地》里收有《论小诗》一篇,真巧,那也是一篇演讲。周作人在那篇文章里也是广征博引,中外古今地谈论“小诗”,他的论说之广,之深,似乎更在马悦然此文之上。他说,“所谓小诗是指现今流行的一至四行的新诗。”周作人和马悦然所选择介绍的中国诗人,大体相同。周作人举出冰心的诗:“父亲呵,出来坐在明月里,我要听你说你的海。”真好呵。他论及俞平伯的《南宋六陵》一首:“牛郎花,黄满山,不见冬青树,红杜鹃儿血斑斑。”他说这“是真正的乐府精神,不是俳句的趣味”。这种鉴定能力,可以说是非凡的。周作人的这篇文章,现在还值得再读。

顺笔一说,因为有趣味,说成了对马悦然和周作人这两位评论家的比较了。本文意不在此。我要说的是,一说起马悦然,好像就离不开诺贝尔奖。其实他是一位极有成就的学者和翻译家,他总在默默地做自己的学问。我极其看重在这篇文章前发表的“编者按”。其中透露的数字很令人吃惊:2005-2007年译成瑞典文的文学作品中,由英语译的占74%,法语占3.6%,而从亚洲和非洲各国译成瑞典文本的,合起来还占不到1%。这太不公平,太不成比例。而要公平,就要加强翻译。但马悦然也有苦恼,他说:“我一发表一位当代中文作家的作品的译文,就会有人说:‘呵,你看,这个作家可能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使得翻译家很不舒服。

恰好中国语言和文学是马悦然的专业,对口;他对中国的生活都比较习惯了,也常来常往。前七八年,他翻译山西一位作家的作品时,就曾来过山西太原。有一次作家们与他聚会,我也到场了。我看他很平易,对中国生活也能习惯,在吃饭时,我看他吃起红烧肉十分来劲,他没有我们这里怕吃肥肉、怕胆固醇的样子。



来源 : 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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