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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不懂外语的杰出翻译家

  林纾--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补柳翁、践卓翁、长安卖画翁。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早年曾从同县薛锡极读欧阳修文及杜甫诗。后读同县李宗言家所藏书,不下三、四万卷,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光绪八年(1882)举人,考进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因任北京大学讲席。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戊戌维新前,林纾在福建每天和友人谈新政,作《闽中新乐府》50首,反映了他当时的进步思想。像《村先生》、《兴女学》等,主张改革儿童教育,兴办女子教育,宣传爱国思想:“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村先生》)这种宣传爱国的精神,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更有发扬,像他所作《徐景颜传》,就表扬海军的为国牺牲。

  林纾后来思想转向保守,跟他始终主张维新、忠于清光绪帝的立场有关。辛亥革命后,他在《畏庐诗存・自序》里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他虽然没有在清朝做官,却十谒光绪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国后,他和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相继离开北京大学,并攻击革命家章炳麟为“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与姚永概书》)为桐城派张目。五四运动中,《新青年》杂志提倡以白话代文言,发自北京大学。林纾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从保守转到反对“五四”新文学运动。

  林纾有《畏庐诗存》,却删去了《闽中新乐府》。他自称“吾诗七律专学东坡(苏轼)、简斋(陈与义);七绝学白石(姜夔)、石田(沈周),参以荆公(王安石);五古学韩(愈);其论事之诗则学杜(甫)”(《林畏庐先生手札》)。他最推重自己的古文,批评康有为赠诗称赞他的译著,而不谈他的古文,是“舍本逐末”(同前)。他自言在京与吴汝纶论《史记》为文之用心,深得吴之首肯。又推重吴汝纶评点《史记》“发神枢鬼藏之秘”(《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又称吴始见其文,赞曰:“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赠马通伯先生序》)他标榜桐城派,其实他的古文跟桐城派并不相同。像《冷红生传》、《先妣事略》、《苍霞精舍后轩记》、《赵聋子小传》,都善于叙事抒情,写得生动而有感情,或杂以诙谐,能感动人,不像桐城派文的谨严而较平顺。他的《畏庐文集》,于闲漫细琐之处,曲曲传情,与归有光文相近。他自己也说:“六百年中,震川(归有光)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林畏庐先生手札》)晚年名高,好自矜张。或伤于蹇涩,不复如初集之清劲婉媚了。其实林纾的成就还在他的“林译小说”,他的诗文和画,都为译著所掩。

  林纾翻译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接着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180 余种。介绍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跟林合译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合译法国作品者有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

  林纾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20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 7种。林译小说属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 6种,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 5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2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5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 4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3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3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记》,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林纾不懂外文,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口译者之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即使这样,林纾仍然译了40余种世界名著,这在中国,到现在还不曾有过第二个。

  林译小说的译笔有其独自的特色和成功处。如所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孝女耐儿传》中,写胖妇劝主妇之母为主妇出气以重罚其夫一段,不仅原作情调未改,有时连最难表达的幽默也能表达出来。他的译笔一般轻快明爽。

  林纾译书的速度是他引以自豪的。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他是古文家,喜欢用古文义法来讲他译的小说。他赞美狄更斯“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善于“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善叙“家常平淡之事”(《孝女耐儿传自序》),而用《史记・外戚传》写窦长君的话作比,认为《史记》中此等笔墨亦不多见。又说《红楼梦》虽亦“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通过用《史记》、《红楼梦》作比,赏识狄更斯的笔墨,为中国读者打开了眼界。他在《不如归序》里,称德富健次郎“夹叙甲午战事甚详。余译既,若不胜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又说:“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这说明他翻译小说,不光要把外国小说艺术技巧介绍到中国来,更要把他的爱国热诚,通过翻译感动读者;加上他凭着自己的文学素养,用来补有些原作的不足,使他的译作竟胜过有些原作。他借助他人口译来翻译的小说,其中的成功译作至今还具有生命力。

  林纾近30年的翻译生涯,以1913年译完《离恨天》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后期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

  林纾除翻译小说外,文有《畏庐文集》、《续集》、《三集》,诗有《畏庐诗存》、《闽中新乐府》,自著小说有《京华碧血录》、《巾帼阳秋》、《冤海灵光》、《金陵秋》等,笔记有《畏庐漫录》、《畏庐笔记》、《畏庐琐记》、《技击余闻》等,传奇有《蜀鹃啼》、《合浦珠》、《天妃庙》等。还有古文研究著作《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以及《左孟庄骚精华录》、《左传撷华》等。

  林纾:一个清末 愤青的矛盾人生

  文章来源:东南快报

  清朝末年,一个精通古汉语却不懂abc的文人,靠别人的口译,用文言文笔译了《茶花女》等近200种欧美小说,为长辫子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接受西风欧雨的窗口。

  于是,有人将他在中国那一轮新文化运动的功绩等同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但实际上,他却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

  他被很多不了解他的人视为怪人,因为古怪性情、行为。

  他脾气躁烈,稍不顺心,便张口骂人,骂跑了不少朋友、学生;他待人真诚,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赢得了不少人的尊敬,不管是被他骂过的还是骂过他的;他不信鬼神,讥讽迷信,却在父母病危时,烧香拜佛,祈祷上苍;他信守传统道德,连妇女梳个新发式穿件短裙也会嘲笑,却又同情风尘女子,提倡办女学尊重女权;他痛哭流涕,呼吁救国,宣传维新,拥护变法,却又不解义和团运动,对辛亥革命表示失望……

  这个一生充满传奇的文人就是林纾。其矛盾人生的形成,与那个在风雨中挣扎的林氏家族、在黑暗中发展的中国社会不无关系。盐商的儿子。

  咸丰年间的福州城,街上行人熙熙攘攘,有的拖着油亮的辫子,穿着长袍马褂;有的把枯槁的发辫缠在头上,齐腰系着又宽又紧的腰带。自辟为通商口岸以来,偶尔也有几个金发碧眼的洋人,拄着文明棍,登着高筒靴,分开人流,雄鸡似的昂首而过。

  咸丰二年(1852年),又一个战乱的年份。太平军围攻长沙、进军岳州,威震东南。各省官绅豪富,闻风丧胆。这年11月8日,福州府闽县玉尺山下光禄坊,盐商林国铨家的第一个孩子林纾出生。

  这个在乱世中出生的孩子,赶上了林家迁入福州以来家境最好的时候。

  林纾的始祖林对墅,自南京迁徙入福州,在福州城外莲塘定居,一连九代都是贫苦农民。时逢封建衰世,农村经济破产,农民不堪地租、高利贷的盘剥,纷纷流入城市谋生。林纾的祖父林邦浩,也停止了耕作,进城学艺。这学艺的岁月异常艰苦,每月的工钱不够一家人糊口。当时,林家一天只能吃两餐,早晚煮两锅稀粥。

  过了10多年,林纾的父亲林国铨逐渐有了谋生能力。大约是林纾出生的前几年,城中某公在建宁办盐业,发现国铨颇有办事能力,便把盐务托付给他。建宁小湖素有盐埠之称,国铨就做着往那儿运盐的生意。经过数年工夫,积聚了一笔钱财,就在城内玉尺山典到一所房屋,家况一度有所好转。

  只是,林家的好景不长,总共就10余年的时光。

  林纾5岁时,父亲租了两只船运盐到建宁。在险滩急浪中,盐船触礁沉没。父亲抱着一块木板死里逃生。只是,那年头官府的盐税很严,船只又是租来的,待到交清盐税、赔偿船价之后,林家已经是倾家荡产了。

  之后,林国铨背井离乡,远涉台湾,另求生计。可是,渡台前三年,林经商亏本,窘迫到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从1862年秋天开始,生意略有起色,开始逐月寄钱回来。福州林家每月总有五六天揭不开锅的生活才算结束。

  忠厚的林国铨终究是不适合做生意,台湾的经商活动很快又暗淡下来。

  这个在飘摇中挣扎的盐商家庭带给林纾的,是一个穷困而敏感的童年。社会底层真实生活的体验,为他之后的愤世嫉俗和乐善好施做了铺垫。

  因为家里穷,幼年的林纾被寄养在龙山巷的外祖母家。

  林纾的母亲陈蓉,是太学生陈元培的女儿。陈家在明代时还是显宦,虽然后来功名不举,但也算是书香门第。外祖母知书明理,她对外孙很疼爱也很严格,教育颇为得法。

  5岁那年,外祖母开始教林纾读书识字,启蒙课本是《孝经》。7岁入私塾,11岁开始跟着一位叫薛锡极的老师学习古文。

  薛氏在福州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与薛锡极同辈的就有三个进士。但薛锡极生性旷达,不为官爵利禄所动,脾气直率,常好唬人,在家里开馆教六七个学生。

  跟着薛锡极,林纾阅读古诗文的兴趣倍增。为了找书读,他去开曾在城里读书的叔父的书橱。书橱里那本《史记》让这个孩子高兴了好久。只是,叔父书橱里的那几本书根本不够他读。于是,林纾开始省下母亲给他的零花钱,放学时,用这钱到旧书摊上淘一些零星不全的子史书籍。从11岁至16岁,林纾积下来的书竟然有满满三橱。到20岁后,校阅残破古籍不下3000卷。

  虽然自己无钱买书,但林纾却是个相当善于学习的人。光绪八年(1882年),林纾结识了李宗言、李宗兄弟。因为李家曾经捐资做官,家中藏书有三四万卷。不到几年时间,林纾就把这些书全都借看过了。

  在后来的翻译生涯中,大量的古书阅读给了他很多资本。

  青年时代的林纾,颇有几分侠气和狂态。

  因为曾经亲眼目睹人世的不公,自己家庭也遭受过欺凌,年少的林纾逐渐形成了疾恶如仇的正义感。和别人家的孩子相比,那时的林纾不仅读书绘画,还研究剑术、练习拳击,并深得一位名拳师方先生的青睐。在乡里,林纾被人称为“狂生”。

  因为不满社会现实,林纾开始和当时的其他读书人一样,希望通过科举实现自己的理想。

  12岁那年,林纾在跟着薛锡极学习一年古诗文之后,便开始学习八股文。

  因为八股文写得好,光绪五年(1879年),林纾入县学,三年后又中举人。林纾希望通过科举,改变社会现状、报效国家。之后,已过而立之年的他,不辞辛苦,7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只是,“七上春官,屡试屡败”的历程,让这个一身侠气的书生在科场失意的同时,看到了太多官场的黑暗、政治的腐败。

  一年,楚国一个聋子到福州城三天,其住所门口围满了人。这些当地人是等着交钱让聋子看相的。聋子说,某人两颊丰润可以长寿,旁人就都摸摸自己的腮帮。聋子说,某人鼻梁高可以做大官,旁人都按按自己的鼻子。林纾对这些巨绅名士们自然深感厌恶,十分鄙视,于是,写了《赵聋子小传》来嘲笑他们的愚蠢。

  又有一年盛夏,林纾在福州的西湖边上饮茶。看见树阴下有百来尾小鱼在水里争食豆脯,就也吐了几口逗着玩。吐下一口,鱼儿群集争食,之后便慢慢散开。再吐,鱼却不来了。起初,林纾还以为鱼不来是因为吃饱了,不久却发现那鱼儿在不远处抢吃别的食物了。林纾恍然大悟:原来钓鱼的人都用食物做诱饵,引诱鱼上钩。久了,鱼也学乖了,为防食物有钩,便浅尝辄止,赶快离开。

  “难道名利之下就没有钩?如果不乘他人下食的时候离开,恐怕能脱钩的人不多了。”从此,林纾关于功名利禄的理想逐渐暗淡,作为“译才”“文学家”的林纾逐渐出现。偶造的译才。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2月,与林纾相伴28年的夫人刘琼姿病故。

  在家人的劝说下,伤感的林纾到马江一个叫魏瀚的朋友家散心。魏瀚在马江的住所,风景宜人,可心境不佳的林纾依然郁郁寡欢。于是,魏瀚便叫王寿昌和他合译小说,想让他从丧妻的苦闷中解脱出来。

  王昌寿,林纾的同乡深交,1885年曾赴法留学6年,在法国学部律例大书院学万国公法及法文法语,不但法语精湛,而且文学修养高。

  两人合作的第一部小说是小仲马的《茶花女》。林纾不懂外文,只能请人口述,然后由他化为文言文。那时,闽江的一小船上常可看到这样一幅景致:王昌寿手捧原著,一边浏览,一边口述;林纾则展纸挥笔。林纾耳聪手疾,文思敏捷,经常是王昌寿刚说完一句,他就已写好一句。一天4个小时下来,记下的文字已有6000多字。

  因为心境悲凉,林纾常常被故事中的主人公打动,行文也在不经意间添加了对亡妻的思念。而王昌寿也是性情中人,每次译到缠绵悱恻的情节,两人就相对而哭。这在之后被朋友们传为谈资。

  光绪二十年(1899年)夏天,昌言报馆版本的《茶花女遗事》公开发售。一时间,洛阳纸贵,风行海外。

  《茶花女遗事》的热卖,从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林纾沿着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在之后短暂的27年生命里,他除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帼阳秋》等40余部书,成功地勾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外,最得意的,莫过于在不谙外文的特殊情况下,与魏翰、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林译丛书”曾风靡一时。

  至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满洲遗老

  这个为动荡中的中国带来西方文化的人是矛盾的。

  袁世凯把持的“共和”政权在北京出世之后,宣统皇帝虽然“逊位”了,但皇帝、太后、王公贵族以及服侍他们的宫娥太监们仍然安住在紫禁城内,一切照旧。由于清室受着“优待”,由于民国是清室“让政”的产物,因此革命后那些表示赞同“共和”的立宪派们也就无须与清室划清界限。

  林纾就是这样。他原本就觉得革命发生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结果,因此,林纾在1912年决计当一名好“共和之老民”。只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持续黑暗、腐败,林纾开始对“共和”失去了信心。

  1913年4月12日,是他11次拜谒光绪陵墓中的第一次。1922年,71岁的林纾因为年迈体弱,才终止了每年一度在光绪陵前的叩头拜谒举动。

  作为遗老,林纾很主动地维护着“皇家”的利益。1920年,国内军阀混战,财政枯竭,“优待”皇室经费日渐不能保证,林纾又一次主动为皇室筹划起偏安禁宫的长久之计。

  一个“共和之好民”就这样做了“满洲遗老”。访谈―――子孙记忆里的林纾

  林大文:林纾孙子,现年73岁,离休,现居北京。父亲林璐是祖父林纾的第三个儿子。

  当时,我们全家都住在北京市宣武区永光东街15号。听长辈们说起过祖父的为人,非常的仗义,经常帮助人,他自己也是一个十分严谨的人。听我哥哥们曾经说起,以前他们每天早晨都由八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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