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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一位86岁老人的识与惑

  他口述的《上学记》被誉为2006年必读好书 高龄大学者仍直言有难解困惑―

  何兆武其人

  何兆武,原籍湖南,1921年出生,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系。1956年到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1986年以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西方思想家的学术经典20余种。著作先后结集为《历史与历史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等。

  “何兆武”这三个字,似乎远不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译著的名字叫得响亮。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他,去年“成他人之美”口述出“畅销书”《上学记》。近日,新作《历史的观念译丛》的校样,又已摆上他的案头。在该书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之际,何兆武接受了本报专访。

  翻译《西方哲学史》,是出于兴趣“揽私活”,几十年不知道是毛主席派下来的

  何兆武翻译出版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这些著作,他在学生时代便读过;着手翻译,则是他“觉得好玩儿”揽来的“私活”―――用他的话说,是“地下工厂”,是“自留地”的营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何兆武的“正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因为经常串门儿的大学同学时任商务印书馆的副总编,他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翻译任务”―――罗素的《西方哲学史》。“50年代,刚解放不久,‘第三次世界大战’大家谈得很多。罗素已经得了‘诺贝尔’很有名了。他搞‘世界和平运动’,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新中国政府特别欣赏。早在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罗素访华近十个月,他对中国是很熟悉的。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便联名,邀请他访问中国,他欣然应允。本来定好了日子访问中国,可临行身体不适,90多岁的人了,就没能成行,于是他把《西方哲学史》送给毛。毛就嘱咐下边的人把它翻译出来。那时候的出版界跟现在不同,分工非常严。但凡翻译外国人文、社科的,都归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就找到了我,也没有跟我说,这个是哪里来的,只说要翻。因为是‘自留地’,所以每天都是下了班后在家里忙。精力有限,时间也有限。一年多后,翻了前面一段,我说不翻了,没那么大的精力,就辞掉了。后面一部分是别人翻译的。”只是到“文革”结束,他才从商务的朋友口中得知“毛主席”这回事儿。

  林纾这样的大学者也会犯“拂袖而去”之类的翻译错误。不少误译发人深思

  在众多西方哲学家中,何兆武称比较欣赏康德。有说法称,康德的哲学不一定是好哲学,但没有经过康德的哲学一定是坏哲学。何兆武对此有某种程度上的赞同。“他关于历史的文章,有好多我喜欢。但我欣赏,并不表示我同意。只是有些东西真的对人有启发,特别是那篇《世界公民的普遍历史观念》,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受了很大的震动,就像梁启超所写的当年读龚自珍的文章,读后像触了电一样。”

  在他的翻译之路上,何兆武称“错误总是难免的,但应该尽最大努力避免犯错误”。他说,翻译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背景知识。在《上学记》中,他曾提到,《天演论》的译者林纾,曾用“拂袖而去”形容西装革履的西方人。“当时国人身着长衫,才有‘拂袖’的可能。”

  说起翻译,何兆武讲起好几个著名的笑话:“孟子”在国外的刊物中现了一次后,再次“回国”,便被北大的一位先生“更名”为“孟休斯”。毛泽东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意指“无法(谐音‘发’)无天”;结果翻译出来,便成了“毛主席说,我像是一个孤独的和尚,撑着伞走”。他说:“做翻译的,必须知道这一领域相关的专业知识。这都没有,你肯定闹笑话,甚至闯祸。这不是外文的问题,也不是汉语的问题。”

  在这么些年的翻译生涯中,有一个自己发现的错误让何兆武难忘。“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英国19世纪梅因的《古代法》。那里有一章,专门对照法国的两种法,一种是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律,一种是大革命以后的法律。大革命以后是拿破仑当政,他修了一套法典。里面有两种法典的对照,就是为了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不同。此前是波旁王朝,叫做王政时期;以后是拿破仑做皇帝,所以叫做帝政时期。翻译者是一位法学家,一些法国名词都掐得很好,但在历史问题这里犯了个错误,他以为王政也就是帝政。这一写,有些思想完全搅乱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差别多大啊?所以,专业知识要有,一般知识也要有。”

  对于哲学本身,何兆武心里也有一个“小问号”:“现在,我们总把哲学,划归人文科学,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商榷。中国的传统,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君子’、‘修养’……个人修养的问题,可以作为哲学的内容,但哲学主要的不是这个,得讲出一个道道,一个原理来。近代真正的哲学家,基本上都是自然科学出身的,而不是文科出身的。”

  《上学记》改好错再送人;《上班记》一个字都没写

  提起《上学记》,何兆武打趣道自己还是“不务正业”:“原本没想写这本书。”书皮上显示,他只是口述者,“撰写,文靖”。“以前清华的研究生,毕业后去三联做了编辑,来跟我聊过去的事情,本来就是谈天儿。谈了天以后,凭借记忆,文靖写两篇文,后来发表了。之后,他说,不如多谈两三次,干脆出一本书。后来没事就聊天。”本是一桩“不费自己什么劲儿”,又可成人之美的事情,何兆武没想到会有很多人喜欢。只是每每送人,总得“改了错才敢送人”,现在他还念叨,“改不胜改。”书里写“解放以后”,其实是“胜利以后”。“1945年日本投降,叫‘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才叫‘解放以后’。”

  《上学记》的后记里,文靖说:“另有一部《上班记》,尊重何先生的意见,暂不发表。”记者提及许多读者对《上班记》的期待,何兆武说:“这等于是过早地写了广告。《上班记》一点都没写。提都没提过。咱们聊的全都是1949年解放前的,全在《上学记》里了。”那段历史,何兆武自称啥也没说。从前连日记都不写,倒是现在写了。“从前有从前的原因,现在有现在的原因。这几年脑子不管用,比如别人找我约稿,我得记下什么时候交什么稿子给谁。这些我忘了怎么行?至于以前,我是在汲取社科院历史所顾颉刚的教训。他啊,学清代汉学家的作风,每天日记非常详尽,包括自己的思想、感情。‘运动’一抄家,哪一条都是‘罪状’。”

  自言读书不职业,最美好的读书岁月只有两度,那时的不少大师都没学位

  在《上学记》中,何兆武如此谈读书:“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他对记者说,自己读书没正经读,不是职业的,只是“票友式”的。“没事儿就哼两句,自由散漫惯了。跟有的人喜欢美食、有的喜欢炒股,没什么两样,兴趣不同而已。”

  对何兆武而言,最美好的读书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三年,另一次就是1939至1946年西南联大的七年。“我们那个时候,不过分注重学位,多看一个人的水平,看成绩。从老师到学生,都是如此。像陈寅恪、梁漱溟、华罗庚……都没有学位。包括钱钟书。钱钟书后来去美国,有没有给他名誉学位我不知道,可原来他在英国那边是没有学位的。沈从文只念到小学,中学都没念过,你有那水平就行了,你是大文学家。”

  言谈间,说到当下研究生必须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方可顺利毕业,何兆武说:“真是没有道理。作为学生,任务就是读书,就是把书念好。有文章发表固然好,没有必要一定要发表几篇。结果有些学生就花个三千五千,到核心刊物买版面。拿到毕业证了,找到工作了,再把这部分钱给弥补回来。有点异想天开。”

  幸福,是美好的希望;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

  年轻时的何兆武,看到17世纪法国的作家们,纷纷写出“幸福论”、“爱情论”,读到兴致盎然处,也想自己写上一本。老来提起,何兆武说:“那是年轻的想法,现在没这个勇气了。”这时,他说起自己曾经的译作―――美国历史学家凯特・贝克尔的《18世纪哲学家的天真》。这本书描写18世纪法国革命时,许多革命志士为推翻封建王朝、争取民主自由而励精图治,许多革命者都上了断头台―――女革命家罗兰夫人便是其中之一。“凯特・贝克尔说,如果罗兰夫人知道,她所追求的那个理想,后来落实到现实层面上,就是二十世纪法国的‘第三共和’,从1870到1940年,一段充斥着贪污腐败、派系斗争的非常肮脏的历史,当年罗兰夫人上断头台的时候,就没有那个勇气了。我非常欣赏这句话。年轻时候太浪漫了,有一个美好的理想,其实远远没那么简单。”

  “您觉得遗憾吗?”何兆武说,“我想,年轻人都是这样吧。把理想当作真实。或者以为理想就真的是可以实现的。这一点倒是非常唯物的。毕竟生活是非常现实的东西,并不都是跟着理想走的。”但是,“人,总归要有美好的希望,这是幸福的要义。”他对幸福的定义,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的拷问与扬弃,而不是简单的信仰”。

  缺席清华给自己举办的祝寿会,因为“我不赞成,不适合”

  2001年,清华试图为何兆武举办一个八十大寿庆祝会,请了些人来座谈,被邀者全是他的熟人,但是他一直婉拒。别人当他谦让,祝寿会如期举行。只是没想到,座谈当天,学生彭刚去接他,他家门上却是一把锁,“主角”缺席。当记者问起,他说“那太那个什么了。人贵有自知之明,你应该了解自己。一个人如果有成绩,可以这么做。但我平凡至极的,你也这么来,我不赞成,不合适。”

  何兆武说自己有很多的缺点,譬如,“我说了很多假话。”在河南信阳“干校”期间,每天早上读毛主席语录,背林彪写的语录前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我是不信的,我相信人都是会死的。我知道这很荒唐,但每天早上举着‘红宝书’和大家一起念。在那种年代,你不荒唐就活不下去。赫鲁晓夫曾有一个说法―――‘健全的理智和常识’,我觉得这一点是永远必要的。”

  年轻时,何兆武喜欢鲁迅。“到现在,虽然不看了,但还是欣赏。他非常勇于正视这个民族的劣根性。鲁迅也正视自己的缺点,譬如,他说自己急躁等等。我觉得一个民族难免有缺点和弱点,你不正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勇敢。大到一个民族,小到一个人,往往容易只讲光荣跟伟大的一面,这不是好的态度。人应该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的。”

  言及此,记者说“有些人容易迷失在光环里”,何老未置可否,但来了句“也有的人,容易在相反的方向迷失。我就认识一个老同学,其实我觉得他很聪明,他如果认真地做点什么,一定会做出点成绩。可是他老是自暴自弃,什么都不用心干,结果一生报废了。”

  有一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答案,一直想请教伦理学家

  “北大历史系,有个老前辈,叫做邓广铭,他九十多岁死了。我在报上看到一篇他学生写的悼念文章。文革以后,邓广铭说自己没受过什么大罪,因为他的原则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老实说,那个时代,都受罪的。这让我想起伦理学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其实是“很根本的一个问题”:“一个人应该真诚,应该正直。但在什么条件之下,你可以懦弱?可以屈服?黑夜里路上碰到打劫的,这时候拼死斗争,当然是了不起的勇气,但交出钱包,也未尝不是明智之举。何必为了这点钱舍命呢?那种状态,说真话,会让人受到更多折磨,像我的一位朋友杨超。他就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于是就自杀了。我弄不清楚,伦理学上碰到这种具体的问题,应该怎么讲?你要那么想,好像也很泄气,压力一来,什么假话你都可以说,什么谣都可以造。这个社会没有一点正义了。皇帝的新装吧,你硬要说他没穿新装,而因此要自己的命,好像也犯不上。一个人应该正直,但要考虑正直的效果。这种两难的局面,是伦理学上一个大的问题。我到现在都没有答案。一直想请教伦理学家,让他们给我一个答案。”

  采访手记

  何用孤高比云月

  拜访的午后,他的书桌上放着新书的手稿和打印出来的校样。手稿用的是清华历史所的信纸,只是上面的横格显得比较碍事儿。纸被对折了,蓝黑的墨迹一列列竖着泻下来。“我不会用电脑,老想学,可一直没学。其实孙女是可以教我的。”

  何老有独子,专事濒危野生动物研究,一年总有八九个月在外;家里原来三个人,老伴儿,还有孙女。老伴儿的照片还放在书桌上,只是人已于两年多前故去;孙女也去了澳大利亚。现在,他每天早上五点醒,而后干点正经事,中午睡一觉。下午看看电视,翻翻报纸。无风的傍晚,散散步。

  《上学记》开篇第一句“我的祖上没有名人”。他说“人家写自传,总是从祖上的名人讲起,我对曾祖父以上一概不知”。要说家人的影响,就是“两个姐姐都是北大的,好像受她们影响,才进的北大”。和这个学校的缘分从此结下:“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姐夫、老伴儿、妹夫也是这个学校,甚至我的熟人,主要也是这个学校的。”

  陪老人看老照片。照片后的事,几乎都记得。从美国上世纪80年代外甥家的农场、讲到西雅图,再到英国伦敦的温莎堡、德国慕尼黑……有一张照片是1991年在德国海德堡拍的,不见人影,只有一条黑格尔曾经散过步的“哲学家之路”。

  何老从前看小说,现在看得少。年纪大了,便觉着生活比小说更好看,更精彩。这位无党派人士,不信教,世间走了80多年,在他看来依然神秘,且强调“永恒地神秘”。在似乎看不完的照片中,有不同届的前国图馆长任继愈、同届不同系但同寝室的作家汪曾祺、沈从文在耶鲁的小姨子张充和夫妇……还有哲学家李泽厚。书桌上,放着一篇文章《李泽厚被研究》,他说从报刊上剪下来,是为了给李泽厚寄去。

  还有一张合影,是他陪着社科院第一批研究生去找郭沫若时拍的。他说郭是才子,只是晚年犯了点可笑事:郭曾参观杜甫草堂,题了诗,称李白、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可晚年写了本《李白和杜甫》,把杜甫骂得一钱不值。两人都好酒,李白被谓之“酒仙”,杜甫则是“酒鬼”。“李白喝酒都高明一些么?”报纸上有种说法称,毛主席喜欢三李,不喜欢杜,这可能是郭沫若“贬”杜甫的缘由。我想问他要这张照片在报纸上一用,他不肯:“这样我便成了搭便车的。不妥。”

  摘下帽子,头顶锃亮。他又翻出了些老照片:“二十四五岁时,满头头发;中年了,还有头发;再后来,就没有了。”后对着照片上二十岁的风华正茂“数年头”:“1941、2001……2007”。得出“66”这一顺畅的数字,何老说:“好可怕。”

  其间,还接听了个电话。听闻一老友骨灰被送回老家,他说,“魂归故里,好……好。两年前,年逾八十的他,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去美国看姐姐,探望归来一个月后,世上最后一个同胞姊妹走了。他现在时常惦记的,是一位“老同事”,今年100岁了,他每年春节都去看她,他说今年还去。后来,知道了他说的是中科院院士梁思永的夫人、梁思成的弟妹、梁启超的儿媳。

  说到翻译时,提起傅雷,他感慨其“太天真,太相信,太真诚”:“人在世上,不可能太认真,也不可不认真。不认真又觉得很难过。”我正想着何老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有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吟起了李白的《行路难》:“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

  五十多岁时,何兆武见“牛棚棚友”、时年八十有余的史家谢国桢总是笑呵呵的,便说:“您年纪这么大了,身体还这么好,一定得益于您的开朗。”谢老说不然,还说“精神上特别压抑”。何兆武不解:“大家都尊你大学者、老前辈,还压抑什么?”谢老说:“我熟悉的亲友几乎都不在了。”三十年过去,谢老仙逝,却把当年的滋味留给了他尝。“我这一辈的,大多数都走了。现在,我时刻准备着。”――他一直笑眯眯的,不时大笑,说这些亦如此。

  谈话间无意提起本杰明的书,何老说没看过,嘱咐下次带一本看看,交流交流。我起身告辞时,窗外已是暮色沉沉。他与我握手:“谢谢你来。欢迎你再来。”

  他说不相信人有来世,但是,他相信还有明天。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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