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岁月的流逝，虽然我从未失去我身上的美国味儿，但我越来越感到中国是我的国家，我的家园，我的家庭。中国社会有一种从容舒适的温暖和亲切感，我希望永远不要改变。
人物小传
1915年12月23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其中文名取“博学明理”之意。
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毕业后任律师。二战期间加入美国陆军服役，成为一名高射炮士兵。美国由于时局的需要，决定培养一批军人学习世界语言，沙博理被派去学中文和中国的历史文化。退伍后沙博理利用退伍津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
1947年远涉重洋来到上海。
1948年与中国演员、作家凤子结为夫妇。
1952年起在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社从事翻译工作。
1963年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1972年到人民画报社任英文改稿专家。
先后翻译出版《新儿女英雄传》、《家》、《春蚕》、《林海雪原》、《水浒传》等20余部作品。著有《我的中国》、《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中国学者论述中国古代犹太人》等。
自1983年起，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翻译生涯
沙博理小心地拾掇着中、英文之间的距离，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让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能通过这座桥，看到中国的风景，读到中国的故事。
度过最初的激情，沙博理像是走进了围城，却只能在墙头看风景。一个美国律师，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能干什么？大家没底，沙博理也没底。百无聊赖之际，沙博理捧起一本朋友送的小说，尝试着将其翻译成英文。小说名叫《新儿女英雄传》，讲述白洋淀抗日游击队的故事，文义浅显，斗争味浓，正好对着了沙博理的胃口。
闸门既已打开，激流奔腾不息。等到书完全翻译出品时，沙博理已坐在外文局的办公室里，和同事们畅聊新中国的瞬息万变。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一无意的举动，会成就他后半生的事业。
就像置身于暴风雨一般，沙博理一头扑进中文优美的情境里。那些优美的中文就像温暖柔和的阳光，不断地倾泻在他的身上。每一本书，到他手里，都像是写满了方块字的中国，那么富有魅力，使他的心胸豁然开朗。再也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能够伸出一只手，带着中国腔调，和世界握手；另一只手，牵着中国的衣袂，紧随中国的步伐。
距离，在无形中消失了。沙博理小心地拾掇着中、英文之间的距离，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让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能通过这座桥，看到中国的风景，读到中国的故事。
门外的风，来了一阵又一阵。沙博理如老僧禅定，手中的笔，一直不曾停歇。《家》、《林海雪原》、《春蚕》……这些中国故事，在他的笔下，变成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气度，在异国他乡舒展、延伸……
1967年，沙博理开始翻译《水浒传》。彼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袭来，他的家庭受到巨大冲击，家里家外只有沙博理一人。一个人的生活简单寂寞，相伴的唯有水泊英雄们。
翻译接近尾声时，麻烦出现了——“四人帮”听说沙博理打算把书名定为《Heroes of the Marsh》（水泊英雄），这显然与“四人帮”的“批宋江”、“批投降派”相违背，他们怒气冲冲地冲进沙博理的家里。
“你们说heroes不行，那么Outlaws怎么样？”
“什么意思？土匪？”
“没错，Outlaws就是土匪的意思，是指那些无法无天的人。”
“好吧。”
问题解决了。没想到，这个冲突却让沙博理意外地找到更妥切的词——在英语中，outlaws往往被当做褒义词来用，有“绿林好汉”之意。
翻译向来是苦差事，得嚼碎了，咬烂了，在肚里翻滚千百遍，呕出来的都是心血。更何况译事有三难：信、达、雅。没有十分的勤奋，外加一分的天才，要占遍三者，并非易事。
对沙博理而言，最难的并不是理解字面意思，哪怕是半文言的《水浒传》，也完全可以凭借字典等工具逐句翻译，而是要听得懂文字背后的“回音”。沙博理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阅读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这样才能听清楚文字背后的‘回音’，领会文字的‘调调’，翻译出最接近作者本意的文本，同时兼顾英语读者的语言和思维习惯”。
靠这样的细斟慢酌，沙博理一字一字爬完了百回《水浒传》。译著出版后，常常被拿来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旧译本相较。显然沙译赢得了更多的赞誉。美国汉学家在《威尔逊季刊》上评价说：旧译本只是将《水浒传》部分地带给了西方，而沙博理的成就要比原来的译本优秀三倍。他的中文知识使这个译本更加准确、直截了当，而它易懂的英文也比旧本更加优美得体。
更有人评价道：读沙版的《水浒传》，犹如品尝景阳冈上的“透瓶香”，一开酒坛便芳香绕梁，经久不散。沙博理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留下的，恐怕是一座无人能超越的里程碑。
学者故事
1984年，由沙博理翻译、编辑、校正的《中国学者论述中国古代犹太人》出版。就这样，古代犹太人和现代犹太人，牵起了手来到世人面前。
1978年，中国的拐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沙博理的拐点。
这一年，他搁下翻译的笔，此生能够翻译《水浒传》，他已经心满意足了。此时的中国，国门打开，沙博理再也不用通过那只手，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卸下翻译家身份的沙博理，并没有闲着。他转身开始了另一段征程，着手捕捞一段丢失的历史。
与以往不同，距离，从遥远的时空赶来——“请给我们讲讲吧，你是个犹太人，在中国生活多年，一定知道古代犹太人在中国的历史。”西方来访者的一再追问，重锤般敲击着沙博理的心灵，犹太人的身份感猛烈袭来。
他坐不住了。整整两年，福州、泉州、厦门、广州、杭州、扬州、上海、宁波、郑州、开封……凡是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有关古代犹太人来过的地方，他一一拜访过。查阅历史文献，拜访学者，约稿。
这段湮没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自唐代始，古代犹太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中国文化的阳融和阴柔的渗透下，其独具的民族文化，小溪般汇入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而随着他们的语言被遗忘，宗教仪式被抛弃，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中国人日渐趋同，就连五官轮廓也与中国人一样起伏平缓。
一个问题被单拎出来思考：众所周知，犹太人在人类历史上饱受迫害，这种精神苦难增加宗教信仰的深厚度和超越性，也使得犹太人被公认为最不容易同化的族群。但是在中国，他们却逐渐同化，作为一个民族和宗教实体，最后消失了？
所有人都在找寻这一因由。透过那些纷纭的学说，沙博理理出两条原因：从文化层面上是中国科举和文官制度使然。在没有宗教和种族歧视的中国，犹太人被平等对待，他们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以竞争官职。这就意味着，他们从小就得熟识中国文化，置身于传统的中国思想和儒家学说的支配之下。文化的同一，必然带来通婚的大量出现。这就逐渐从犹太人的家庭生活中消灭了宗教痕迹，削弱了犹太人的社会和文化的凝聚力。就这样，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所独具的特征，在中国被连根拔除了。不管是哪种原因，“在现代中国，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犹太教作为一种宗教，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个结论，偶尔会让沙博理感到遗憾。为了追寻古代犹太人的遗迹，他曾兴致勃勃地找到古代犹太人的后代，希望从他们身上能找到和他一样鲜明的犹太人特征。而每每除了想象，唯剩一声叹息。历史与现实无法拼接。
1984年，由沙博理翻译、编辑、校正的《中国学者论述中国古代犹太人》出版，很快引起了轰动。就这样，古代犹太人和现代犹太人，牵起了手来到世人面前。此后，学者沙博理频频应邀参加各种研讨会、演讲、接受采访。不管在哪一种场合，他都在用历史事实和现实亲历证明一个定律：如果说犹太人是最难被同化的民族，中华文化恰恰就是最包容异己文化的一种文明。
文明之间的交融，远远比冲突更有力量。
1987年，在香港的一次犹太人学术研讨会上。当沙博理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走进会议厅时，一位代表讥讽说：“你不大像中国人。”沙博理带着微笑反驳：“你也不大像犹太人。”全场哄笑。笑声里，没有种族，没有国度，没有距离。（记者吴晓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