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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钧《翻译论》

  这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我们生活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能见到翻译的身影,网络技术更进一步将“地球村”中的众声喧哗以“同声传译”般的速度传送到我们的耳鼓。我们吸收着翻译带给我们的新思维和新知识,我们随着翻译而进入一个新的世界。翻译早已不止是一种只与少数人相关的专门技艺,翻译研究也早已超越了“信、达、雅”的老“三字经”,超越了纯粹技法斟酌的狭窄范畴。翻译已经成为一种当代人的思维方式,成为一种当代的文化形态,甚至成为当代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也许,巴别塔终有一天会建成,人类古老而崇高的通天塔理想终有一天会实现,但迄今为止,拥挤在建塔工地四周的肤色、种族、语言、信仰各异的人们,还得借助于翻译来沟通,来促进彼此的理解,来消除隔阂、误解和误读。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不仅是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沟通理解的方式,也是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相互沟通和理解的方式。翻译和翻译研究不仅是这个时代文化的重要主题,而且是当务之急。许钧最近出版的新著《翻译论》,就是作者拥抱这个翻译时代的产物。作者对翻译所作的深入思考,使我们更加领悟到翻译对于这个时代、对于当代文化以及对于我们的生存方式的意义。

  正如许钧在该书《后记》中所说的,《翻译论》是他“二十多年来所走的翻译探索之路的回顾、反思和小结”。这是对中国翻译研究极为关键的二十多年。其间,中国翻译研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它从一种技艺变成一门学问,从一门单薄的寄人篱下的学科,发展为内涵丰富厚实自成体系的二级学科。以《中国翻译词典》和“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第一辑、第二辑)”等为代表的一批学术成果的出版,标志着翻译学科的成长与成熟。与此同时,翻译学科也呼唤着一部对翻译作整体理论思考、并且能够反映这二十多年翻译研究最新成果的《翻译论》的诞生。许钧是翻译学科这二十多年成长历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不仅有丰富的翻译实践,而且有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他所翻译的《追忆似水年华》(卷四)、《名士风流》、《邦斯舅舅》以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已经显示了他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才华和成绩,并为他赢得了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他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当代法国翻译理论》等著作,则表明他在文学翻译研究、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等方面都有广泛而深入的思考。

  《翻译论》一书纲目清楚,思路清晰,从翻译本质、翻译过程、翻译意义、翻译因素、翻译矛盾、翻译主体到翻译价值与批评,作者不仅深入探讨了何为译以及如何译的问题,更精微剖析了为何译以及译何为等理论问题。在论述中,作者旁征博引,例证丰富,不管是国内外翻译理论,还是古今名家的翻译实例,都信手拈来,并且涵泳消化,融入到系统的思维框架之中,进而升华到一种新的高度,进行文化和哲学的思辨讨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读着许钧的《翻译论》,不禁联想到《庄子》中的两段故事,联想到这两段故事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庄子・田子方》中提到的楚人温伯雪子。据说孔夫子曾经称道他:“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所谓“目击道存”,是说通过直观感觉就可以体悟至为深微精妙的天道,而不必借助于语言的表达。从道安到傅雷,中国古今翻译家中正不乏这一类服膺“目击道存”、以“大道无言”为最高境界的大师级人物。对这些大师,我们除了仰之弥高,恐怕也不免惑之弥深。另一个是《庄子・养生主》中写到的庖丁。庖丁解牛,刀法神妙,能够“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事毕,“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充满自豪和得意。但是,庖丁自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他并没有满足于二十多年的解牛经验,并没有就此停滞不前,而是超越“技”,进入更高的“道”的境界。当年文惠君听了庖丁一席话,从中领悟了“养生之道”,于是称善不已,今日许钧著书论译,也许与庖丁解牛不无相通之处。盖其落笔著论,条分缕析,“依乎天理”,切中肯綮,正如一次精彩的“解牛”过程。我的目光追随着文字,得以亲历这一过程,并进而领悟其中之道,从而对这个翻译时代与翻译精神有了深新的领悟。

  毋庸置疑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翻译的时代。按照许钧给翻译所下的定义,“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跨文化交际的时代。跨文化对话活动最不可或缺的就是一种“翻译精神”。什么是“翻译精神”呢?用许钧的话说,就是“敢于打开封闭的自我,在与‘异’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中丰富自身的求新的创造精神”。再进一步说,这种翻译精神不仅体现在翻译的整个过程当中,更融化于翻译的每一项本质特征当中。“从本质上看,翻译的社会性重交流,翻译的文化性重传承,翻译的符号转换性重沟通,翻译的创造性重创造,而翻译的历史性重发展。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这五个方面也恰正构成了翻译的本质价值所在,从某种意义上,它们也是翻译精神之体现。”这种翻译精神,不正是一种当代文化精神吗?

  我们的时代需要翻译,正如我们的文化需要翻译精神一样。

(作者:程章灿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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