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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谈翻译:如此怎能称翻译大国

  季羡林先生去年当选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之后,原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曾去函就翻译工作中的某些问题向季老请教,季老在医院中认真做了答复。现将两人对话的内容,摘要予以刊登。

  数量膨胀缺乏质量的“翻译大国”不值得追求

  李景端:听说您当选中国译协名誉会长,我倒无意专诚祝贺。因为我知道,这对您来说,不是一种光环,而是一种责任,更是对翻译工作健康发展的一种期盼。首先想请教一个问题,见报载,说我国现在已是“翻译大国”,但还不是“翻译强国”,对这种评语,不知您有什么看法?

  季羡林:我确实是为了更好地提意见,才接受当中国译协名誉会长的。我对翻译工作确实怀有很深的感情,真心希望它受到重视,并得到健康、协调的发展。至于翻译大国、强国问题,我认为翻译是精神产品,它不同于物质产品,不能只追求数量。你翻译的数量再多,你成了翻译大国,但如果你翻译的东西中,有不少是不需要的,甚至是垃圾,那这样的“翻译大国”又有什么意义。搞翻译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沟通中外文化的需要。毛泽东讲“洋为中用”,我很赞成,我们需要的,是能为中所用的翻译,而不是“什么赚钱就译什么”那种惟利是图的翻译。假如靠后者数量的膨胀而形成的“翻译大国”,我看并不值得追求。至于强不强,似乎也不必作为我们翻译工作的一种目标。什么是“翻译强国”的标准?怎么定,谁来评,都说不准。依我看,能把外国好的东西及时翻译介绍过来就很好了,没必要去比谁强谁弱。

  提高翻译质量一要译者知识面广二要出版社把关严

  李景端:近几年对翻译质量下降的报道时常可见,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季羡林:这些年我看译著较少,更未去研究,不一定看得准。但总体感觉,至少从文学翻译来讲,虽存在粗制滥造低劣之作,但也确有质量上乘的。我担任过好多届“国家图书奖”文学组的评委,每届都有不少优秀译著参评,有些还得了大奖,像有些名家名著,经过修订后的新译本,其质量显然比旧译本好多了,所以不能笼统讲现在翻译质量全下降了。当然,下降的确实有,而且也不仅出现在文学翻译领域,在其他领域,包括中译外,错译现象还相当多,有的还蛮严重,所以必须引起重视。

  李景端:依您看,当前有些翻译质量下降,问题主要出在哪里?

  季羡林:原因很复杂,这里有译者基本功问题,翻译职业道德问题,翻译批评缺位问题,以及出版社疏于把关问题等等。我只想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译者的知识面一定要广。现在的年轻人学外文的条件比过去好,他们理解外文的能力并不差,最不足的就是知识面不广,还包括中文功底薄弱,以致不注意或不善于根据不同的翻译对象来设计和调整自己的译笔。我这是从学术层面来讲的,那种因不讲译德,有意粗制滥造的当然不在此列。二是出版社务必严于把关。过去老“商务”、老“人文”出翻译书都有严格把关的好传统,这一关是不能削弱的。可惜现在不少出版社都放松了,有的社根本没有外文编辑,放弃了译文质量把关,又缺乏必要的翻译质量检查制度。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有关部门合力综合治理才能奏效。

  李景端:评判翻译质量优劣,势必涉及如何看待翻译的标准。去年报纸上就《堂吉诃德》中的某些翻译处理,曾引发一些争论。不知您对翻译标准问题有什么见解?

  季羡林:我没有深入研究过翻译理论,凭我自己的经验,不同门类的翻译有不同的要求。有的需要严格对应,有的无需或很难对应,能达意也行,所以翻译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即使是严复的“信达雅”,或者后人新提出的,那也不能算是翻译标准,只是对翻译的一种要求,一种期盼。特别是文学翻译,涉及对作者、作品、背景等不同的理解,更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诠释和不同的表述;当然,这些都要求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译者随心所欲。

  再次呼吁设立“国家翻译奖”

  李景端:有人说,现在少见像傅雷、朱生豪、汝龙那样一批很知名的翻译家,这与我们现在翻译人才的培养机制有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季羡林:我认为,我们现在翻译队伍总体的素质并不低,否则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多这么广的翻译成果。当然还有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养翻译专业队伍重视不够,二是翻译的专业训练还嫌薄弱。以前上海有一批专以翻译为职业的翻译家,对推动文学翻译事业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搞文学翻译,好像都变成业余的了。翻译是一门学科,有它自身的规律。文明的社会,开放的国家,需要职业翻译家。翻译应该成为社会需要、受人尊重的一项职业,所以,要加强翻译专业队伍的建设。其次,现在大学里只把翻译当做学外文的一种附属,好像学了外文就自然会搞翻译了。不是这样。要从改进大学里翻译的教学入手,加强翻译学科的建设,使翻译后备队伍能得到良好的翻译专业训练。我还主张,想搞翻译的人,应该多学一两门外语才好。

  李景端:我国至今尚无国家授予的“翻译奖”。据说,设立这个奖项存在许多困难,不知您怎么看?

  季羡林:好多年以前我就呼吁过要设立政府颁发的“翻译奖”。这不仅因为许多国家都设有,更因为翻译工作是跨学科、跨部门的,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振兴中华的事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为了体现国家对这项重要工作的支持,尽快设立“国家翻译奖”是非常必要的。鉴于翻译的重要性,即使有困难,也应该加以克服。我再次呼吁,由政府某个部门牵头,先把这项奖设立起来,再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努力为翻译界做一件实事。

  克服“偏食”,调整政策,加强统一领导

  李景端:为了繁荣我国的翻译事业,您认为当前必须注意哪些问题?

  季羡林: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又不是主管官员,看不准,说不全。但我想到了几点:

  第一,借用一句当前的时髦话,就是要注意“翻译生态的平衡”。一个社会的文明,是由多种文化互相融合、综合形成的。就介绍当代外国文学来讲,我感到我们现在似乎存在一种“偏食”现象,就是只关注介绍英美的,图书、影视几乎都是这样。先进文化绝不是只有英美有。从文学翻译来讲,其实古与今、东方与西方、高雅与通俗,乃至不同门类、不同体裁,都应该择优翻译,协调介绍。我特别要强调一下,要重视研究和翻译东方国家优秀的文化成果。要解决这个“偏食”现象,我认为加强统一规划很有必要。精神产品不能全部交由市场去调节,像某些有很高学术或艺术价值的,或者是填补空白的,就需要通过规划给予必要的扶持;对于那些低水平重复出版的译作,也要通过规划加以限制,力求实现质量优良、结构合理的真实繁荣。

  第二,政策上要研究如何调整。比如说,高校中翻译不能算科研成果,这样一刀切是否合理?能否区分一下哪些算哪些不算。翻译报酬,现在搞口译的有的高得离谱,而搞文学翻译的,每千字还是几十元,显得太低了。政协开会,这个界那个界多得很,惟独没有翻译界,不在乎多少名额,列上这个界,也体现了对这一行业的重视。译作因为都是根据原作派生的,因此,被人抄袭以后往往由于侵权文字难以认定而使译者维权产生困难。如此等等问题,都有待研究改进。第三,关键还在于要加强统一领导。翻译工作重要性,说起来都知道,但实际工作中,政府部门至今没有哪个明确统管翻译问题。前年梅绍武等三十几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国家明确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涉及翻译的共性问题,结果依然没有下文。其实翻译规划、翻译政策、翻译教育、翻译队伍建设、翻译市场管理等等,该做的工作还多着呢,希望能引起各方的重视。

  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简介(1911.8.6- )山东清平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1935年秋进人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现在)、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至1984年离职。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他曾长期致力于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衍那》。此外他还创作许多散文作品,已结集的有《天竺心影》、《朗润集》以及《季羡林散文集》等。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除了学术研究,季先生还是国内外公认的散文大家,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他还付出大量精力担任行政职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主持多个重要的学术团体。季先生曾任北大东语系系主任长达40年,为我国亚非非通用语种的教学和科研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的东方学、敦煌学、比较文学、佛教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贡献卓越。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全民族人文精神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他90岁的生日时,回到了家乡山东临清,来自海内外的各界人士近300人参加了祝寿活动。面对家乡亲人,季羡林先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抒发了对国家、对故乡美好的祝福。 

  面对后生两次欲落泪 

  季羡林先生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官庄,1917年6岁时赴济南求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1946年从德国学成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创办了东语系。作为世界上极少数精通梵巴语、吐火罗语的学者之一,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虽然他大半生都生活在外面的世界,但在内心深处对家乡永远保留着一份挥之不去的依恋。 

  在官庄,季先生还有几个亲属,都是他的晚辈。他们搀扶着老人步入老屋,在季先生的提议下,他与几位亲属共同祭拜祖先。季先生对母亲怀有深切的思念,6岁离别母亲,8年后回家,母亲已离开人世,从此再无缘相见。 

  在一篇散文中他引用“子欲孝而亲不在”,表达了缠绕自己终生的切肤之痛。而对家乡,季羡林先生的眷恋之情也溢于言表。他深情地回忆说:“早年我考上清华,家庭很困难,清平县(当时临清称清平)每年给考上大学的学生补助150元钱,没有那150元,我很难上完清华,对家乡我永远心存感激。”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多年来,季先生心系故土,为家乡孩子捐赠了数千册图书,并设立了奖学金,奖励优秀教师和学生,盼望家乡多出人才。家乡人对季先生同样充满感激之情。季先生喜欢孩子,面对淳朴的农家孩子一口一个“老爷爷”、“太爷爷”,那一刻,季先生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我是一个农民,最欣赏的品质是忠诚 

  季羡林先生以其谦逊朴实的人格魅力,赢得世人仰慕。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始终以身为一个农民而自豪。他说:“今天这么多人为我举办生日庆祝活动,我非常激动,但我感到最大的是惭愧。我感觉自己这个人并不是那么了不起,我是一个十分平常的人,从来没有什么大志,今天虽然做了一些事情,但离国家、离父老乡亲对我的期望还有很大距离,因此我感到很惭愧。” 

  季先生说,他是农民出身,对庄稼、对下雨十分感兴趣。他说,坐火车来临清,一路上从河北看到山东,看到庄稼不错,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季羡林先生在十年浩劫期间,冒着危险翻译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成为世界翻译史上的一件盛事,而他在学术上的真正冲刺却是在70岁之后。多年来的积累、学贯中西的文化素养让他厚积薄发,才思泉涌。近年来,季羡林先生主编了《传世藏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出版了二十四卷本的《季羡林文集》等。季羡林先生说,他做学问就像是农民耕作,一分耕耘换来一分收获,而连续写出700多万字的著作,也的确创造出了学术界的奇迹。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晓棠专程携新片《芬芳誓言》来临清为季羡林先生祝寿,老人看后深有感触。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秀之处,概括起来就是:忠诚。电影《芬芳誓言》中主人公有句话说得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基础是忠诚。“我之所以有可能做了一些事情,那就是因为我这一辈子都忠诚于我们的祖国、忠诚于我们的山东、忠诚于我们家乡临清。” 

  活到老学到老,季羡林先生的目标是活到120岁。季羡林先生思维敏捷、身体很好,许多人打听他有什么长寿秘诀。他的回答是:“我有一个三不主义,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他说,所谓“不锻炼”并不是反对体育锻炼,而是反对除了锻炼外什么也不做。人还是应当多学习,所谓活到老学到老,让思维永远不僵化。 

  季羡林先生功成名就,是不是就此开始颐养天年了呢?季羡林先生说:“大家出于对我关心,感觉90岁年纪已经很老了。但现在中国人的寿命比从前已经增加了一倍,我的计算是,70岁算中年,90岁算老年。这么算的话,我不过初入老境。我感觉活到95岁不成问题,99岁的百寿也不成问题,再进一步,108岁我看也不是一个了不起的目标。在北京的时候,我常和老朋友臧克家在一起。最近见他,他说要活到120岁,我说,我要是活到120岁,你就是126岁。他比我还大6岁。我们两个商量好了:目标是活到120岁。” 

  老人话声刚落,众人掌声笑声一片。季羡林先生说,生活水平提高了,寿命延长是好事,但应该怎么个活法?他现在仍然可以每天工作8小时。他有一句话:吃饭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只要活一天,就应该干一天工作,这样人生才有意义。 

  “为人第一,学问第二” 

  近年来,出于利益驱使,许多盗版商大肆盗印名家著作。季羡林先生的很多著作也成为盗版商瞄准的目标。说到盗版这个话题,老人一向慈祥的脸上露出几分凝重。他说:“市场上盗我的书的太多。有人给我做过一个大体统计,市场上我的盗版书大约有100万册,主要是散文。这不光侵害了作者的劳动成果,也损害了读者合法利益。读者要睁大慧眼,辨清真伪,不要给盗版书商任何可乘之机。” 

  季先生研究了一辈子东西方文化,相比较而言,他认为,东方文化的道德观、价值观更符合世界发展方向。他自豪地说,21世纪一定是中国的世纪,申奥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季先生说,他自己终生从事教育,没干别的事情。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中国第一个提倡的就是“为人”,为人第一。所谓“道德文章”,当然要先讲道德,然后讲文章,这是基础。为人第一,学问第二。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要做好这篇“道德文章”,把“忠诚”的道德核心发扬光大。 

  六岁离家去求学 

  六岁以前,季羡林先生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他究竟教了季羡林先生些什么,现在完全忘掉了。六岁离家,季羡林先生到济南去投奔叔父。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逃到济南去谋生的。从那时起,季羡林先生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 

  季羡林先生在新育小学考过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季羡林先生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季羡林先生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而已。 

  季羡林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他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季羡林先生当时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是报了很差的正谊中学。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出的题目是汉译英:“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季羡林先生翻译出来了,只是为了不知道“已经”这个词儿的英文译法而苦恼了很长时间。结果他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季羡林先生也并不努力,成绩徘徊在甲等后几名、乙等前几名之间,属于上中水平。一下课,他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他的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季羡林先生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叔父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季羡林先生身上。 

  季羡林先生说:“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晚十点钟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初中毕业以后,季羡林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一九二六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教国文的老师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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