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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翻译:艺术着让外国人发笑

想让幽默突破不同语言文字的隔阂,翻译者需要语言天赋和文学造诣,更重要的是,要有持之以恒的热情。

去年,澳大利亚某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在翻译帮助下采访一名宗教领袖。为了活跃气氛,他以一个自以为高明的笑话作为开场白:“您走进比萨店,问:‘能为我做个比萨吗?什么配料都要有。’(Can you make me one with everything?)”不料对方目光呆滞、满脸茫然,让主持人在上万观众面前很是尴尬。这件事告诉我们,幽默翻译常有词不达意的风险。(译注: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Can you make me one with everything?”有另一重意思:“可不可以让我天人合一?”显然,这位宗教领袖不谙此理。)

过度解释往往适得其反

今年10月,通晓多种语言的翻译大家们聚首美国罗切斯特市,参加主题为“幽默的翻译,翻译的幽默”的美国文学翻译年会。有人在会上援引这个真实的故事,试图说明:翻译幽默需要相当程度的谨慎,稍欠考虑,就无法正确地传达源语言的意旨。

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法语教授戴维·贝洛斯说:“法国人很喜欢伍迪·艾伦的书,部分是因为翻译的创造性劳动,部分是因为运气。”他说,自己在会上没听到以“两个翻译走进一个酒吧”开头的、专门调侃三流翻译的笑话,但翻译不认真肯定会让你丢脸。

在新书《你耳朵里有条鱼吗:翻译及万物的意义》(Is That a Fish in Your Ear? Transl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中,贝洛斯提到:跨语言传递幽默的秘诀在于:抛下完全忠实于原文的条条框框,努力找到跟源语言的效果一样的词句。只要把握这个标准,很多简单的妙语,从病态的到荒唐的,并不像以往理解的那么难翻译。

受文化背景制约,当你把幽默用另一种语言呈现出来时,通常会面临窘境:可能因为典故太隐晦失去读者,要不就得在文本下方加上冗长的脚注。与会者结合自身经验表示,至少在英语世界里,最好的解决办法反而是不加脚注、顺其自然。

举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说,丹麦语版本的《超级悲伤的真实爱情故事》(译注:一部以近未来的纽约为舞台的长篇讽刺小说)并未改动主人公聊天时常用的缩略词,如timatove(think I’m about to openly vomit/我想我要当众呕吐了)、roflaarp(rolling on floor looking at addictive rodent pornography/在地板上打滚,看耗子演春宫戏)。

回复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译者们关于“Negra Modelo”和“stomach stapling”等词语的翻译问题时,该书作者耐心地说:“没什么比过度解释对笑话的破坏更甚”。

理解作者才能事半功倍

若把时钟拨回几十年前,翻译如《邮差总按两次铃》(The Postman Always Rings)、《四个火枪手》(The Four Musketeers)这些古典色彩浓厚的书名时,忠于原文还算比较容易,如今,翻译那些俏皮前卫的可就难多了。出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让故事有感染力。

然而,正如任何杰出的喜剧演员都懂得,直白的笑话并不等于喜剧的上品那样,要重新打造出马克·吐温和狄更斯那种魅力悠长的幽默感,比在平日闲聊时插科打诨更难。为了真正使读者笑得喷饭,你必须首先深入原作者的内心,然后才能召唤出轻松欢乐的氛围。

曾把《让你的家人穿上灯芯绒和牛仔布》带到巴西的文学家塞尔吉奥·弗拉克斯曼,在早期的草稿中一度不得要领,无论如何也没法再现原文的戏剧性。直到听了原作者戴维·赛达瑞斯在电台的讲座,弗拉克斯曼才“悟出了真味”,发明了巴西版的塞达瑞斯式幽默,用葡萄牙语告诉人们:“无情的幽默,也可以展示微笑的毒牙”。

原文中某些有趣的内容,在变成另一种语言后可能更搞笑吗?乔治·桑德斯在其《田园生活》中,刻画了一个栖身于主题公园里的穴居人,他的雇员每天送一只刚杀的山羊给他烤,直到有一天早上,他前往自己常去的地方,发现这个地方“没有山羊”。在德文译本中,译者用“ziegenleer”一词代替英语“goatless”(没有山羊)。

本次翻译年会的组织者之一、罗彻斯特大学文学教授卡伊佳·斯特劳马尼斯称赞道:“德译本翻译精到,组成的新词拼写正确,发音能让人接受,而且不失幽默韵味。在翻译中,译者对原作者的创作动机理解得越透彻,译文往往越有趣。”

“让自己在工作中笑出声”

在现实世界里,翻译人员当然有自由发挥的余地。前总统吉米·卡特访问波兰期间就因此吃过亏:某个“二把刀”翻译把他的一句奉承话译成了“我从肉体上渴望波兰人(I desire the Poles carnally)。”此后不久,卡特去日本某大学演讲时提及一则轶闻,听众席里马上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事后,当他问翻译,这个普通的笑话为何引发了那么不寻常的回应时,对方一板一眼地回答:“我告诉听众,‘卡特总统正在讲有趣的故事,大家快点笑啊!’”

认真地说,怎样才能让幽默突破不同语言文字的隔阂呢?

专门翻译波斯文学的皇后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罗杰·谢答拉特表示:“我们都在谈论各国同行彼此理解之艰难。你得成为艺术家,而且只从事能有所发现的工作。”也有与会者指出,最好的译者是从最热情的读者中来的。希腊文翻译家米尔西尼·加纳就说:“我感到,当译者在工作中笑出声的时候,幽默便能够传达出去了。”

但谁也不能否认,无论译者如何努力,相同的幽默故事,对跨文化背景的受众的感染力总归是有限的。

美国《纽约时报》

想让幽默突破不同语言文字的隔阂,翻译者需要语言天赋和文学造诣,更重要的是,要有持之以恒的热情。

去年,澳大利亚某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在翻译帮助下采访一名宗教领袖。为了活跃气氛,他以一个自以为高明的笑话作为开场白:“您走进比萨店,问:‘能为我做个比萨吗?什么配料都要有。’(Can you make me one with everything?)”不料对方目光呆滞、满脸茫然,让主持人在上万观众面前很是尴尬。这件事告诉我们,幽默翻译常有词不达意的风险。(译注: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Can you make me one with everything?”有另一重意思:“可不可以让我天人合一?”显然,这位宗教领袖不谙此理。)

过度解释往往适得其反

今年10月,通晓多种语言的翻译大家们聚首美国罗切斯特市,参加主题为“幽默的翻译,翻译的幽默”的美国文学翻译年会。有人在会上援引这个真实的故事,试图说明:翻译幽默需要相当程度的谨慎,稍欠考虑,就无法正确地传达源语言的意旨。

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法语教授戴维·贝洛斯说:“法国人很喜欢伍迪·艾伦的书,部分是因为翻译的创造性劳动,部分是因为运气。”他说,自己在会上没听到以“两个翻译走进一个酒吧”开头的、专门调侃三流翻译的笑话,但翻译不认真肯定会让你丢脸。

在新书《你耳朵里有条鱼吗:翻译及万物的意义》(Is That a Fish in Your Ear? Transl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中,贝洛斯提到:跨语言传递幽默的秘诀在于:抛下完全忠实于原文的条条框框,努力找到跟源语言的效果一样的词句。只要把握这个标准,很多简单的妙语,从病态的到荒唐的,并不像以往理解的那么难翻译。

受文化背景制约,当你把幽默用另一种语言呈现出来时,通常会面临窘境:可能因为典故太隐晦失去读者,要不就得在文本下方加上冗长的脚注。与会者结合自身经验表示,至少在英语世界里,最好的解决办法反而是不加脚注、顺其自然。

举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说,丹麦语版本的《超级悲伤的真实爱情故事》(译注:一部以近未来的纽约为舞台的长篇讽刺小说)并未改动主人公聊天时常用的缩略词,如timatove(think I’m about to openly vomit/我想我要当众呕吐了)、roflaarp(rolling on floor looking at addictive rodent pornography/在地板上打滚,看耗子演春宫戏)。

回复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译者们关于“Negra Modelo”和“stomach stapling”等词语的翻译问题时,该书作者耐心地说:“没什么比过度解释对笑话的破坏更甚”。

理解作者才能事半功倍

若把时钟拨回几十年前,翻译如《邮差总按两次铃》(The Postman Always Rings)、《四个火枪手》(The Four Musketeers)这些古典色彩浓厚的书名时,忠于原文还算比较容易,如今,翻译那些俏皮前卫的可就难多了。出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让故事有感染力。

然而,正如任何杰出的喜剧演员都懂得,直白的笑话并不等于喜剧的上品那样,要重新打造出马克·吐温和狄更斯那种魅力悠长的幽默感,比在平日闲聊时插科打诨更难。为了真正使读者笑得喷饭,你必须首先深入原作者的内心,然后才能召唤出轻松欢乐的氛围。

曾把《让你的家人穿上灯芯绒和牛仔布》带到巴西的文学家塞尔吉奥·弗拉克斯曼,在早期的草稿中一度不得要领,无论如何也没法再现原文的戏剧性。直到听了原作者戴维·赛达瑞斯在电台的讲座,弗拉克斯曼才“悟出了真味”,发明了巴西版的塞达瑞斯式幽默,用葡萄牙语告诉人们:“无情的幽默,也可以展示微笑的毒牙”。

原文中某些有趣的内容,在变成另一种语言后可能更搞笑吗?乔治·桑德斯在其《田园生活》中,刻画了一个栖身于主题公园里的穴居人,他的雇员每天送一只刚杀的山羊给他烤,直到有一天早上,他前往自己常去的地方,发现这个地方“没有山羊”。在德文译本中,译者用“ziegenleer”一词代替英语“goatless”(没有山羊)。

本次翻译年会的组织者之一、罗彻斯特大学文学教授卡伊佳·斯特劳马尼斯称赞道:“德译本翻译精到,组成的新词拼写正确,发音能让人接受,而且不失幽默韵味。在翻译中,译者对原作者的创作动机理解得越透彻,译文往往越有趣。”

“让自己在工作中笑出声”

在现实世界里,翻译人员当然有自由发挥的余地。前总统吉米·卡特访问波兰期间就因此吃过亏:某个“二把刀”翻译把他的一句奉承话译成了“我从肉体上渴望波兰人(I desire the Poles carnally)。”此后不久,卡特去日本某大学演讲时提及一则轶闻,听众席里马上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事后,当他问翻译,这个普通的笑话为何引发了那么不寻常的回应时,对方一板一眼地回答:“我告诉听众,‘卡特总统正在讲有趣的故事,大家快点笑啊!’”

认真地说,怎样才能让幽默突破不同语言文字的隔阂呢?

专门翻译波斯文学的皇后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罗杰·谢答拉特表示:“我们都在谈论各国同行彼此理解之艰难。你得成为艺术家,而且只从事能有所发现的工作。”也有与会者指出,最好的译者是从最热情的读者中来的。希腊文翻译家米尔西尼·加纳就说:“我感到,当译者在工作中笑出声的时候,幽默便能够传达出去了。”

但谁也不能否认,无论译者如何努力,相同的幽默故事,对跨文化背景的受众的感染力总归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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