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网
语言行业资讯

严复的翻译:近百年来中西学者的评论 (一)

严复的翻译:近百年来中西学者的评论

 一、前言

  严复的翻译工作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肯定严译之贡献的学者颇多。例如梁启超认为严复是清末输入欧化之第一人,代表了本国西洋留学生介绍新思想的开端。任公自讽地说清末西洋新思想的输入,在开始之时是囫囵吞枣,乱无章法,此种译介工作可称为“梁启超式的输入”;而第一位精通外文,能避免上述缺陷的译介者,就是严复。(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4),第71-72页。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3),第30页。)蔡元培说近50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注:蔡元培:《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收入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报馆,1923),第1页。)革命党人胡汉民则称严复是“译界泰斗”,又说:“近时学界译述之政治学书,无有能与严译比其价值者”,(注: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民报》第2期(1905),第1、7页。)更有不少人将严复与林纾并列,称为并世的译才。(注:如康有为即有“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的诗句,见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庸言》,第1卷第7号(1913),“诗录”页1。)

  然而严复的译作除了广受好评之外,也引起了不少的讨论。近百年来学者们对严译的讨论延续不断,形成一个复杂的评论传统,不但包括人们对严译的评论,也包括了对于评论的再评论。这些批评主要是环绕着严复所说的:“信雅达”三原则。开始的阶段学者们多半同意严译合乎雅与信的标准,而集中于批评达的方面,尤其是雅对达的影响。其中不但涉及严译是否容易了解,也探讨它们曾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逐渐地也有人注意到信的问题,评论严译是否忠于原书,而如果不忠于原书的话,为什么许多人指出严译与原书之间的各种差异;有些人并从富强的关怀对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解释造成差距的原因。对于上述批评严译不忠于原著的看法,部分学者不表赞同,认为严译完全合于信的标准。另一种对信的批评则从政治领域转移到文化背景的问题,认为因为严复思想与固有的文化的连续性,使他的译文受到扭曲。以下分别叙述近百年来中西学者对严译所作的各种评论,最后再综论严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注:在此要说明的是有关严译的评论数量甚多,在此只能选择一些较重要者,疏漏之处尚请指正。)

      二、环绕着“达”的一些讨论

  严复的翻译能否使读者怡然了悟而深入认识西方思想呢?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牵涉到近代中国文体的变化。当1890至1900年代,严复从事翻译工作之时,在文字上主要有四种选择:一是讲究文藻华丽与对仗工整的骈文;一是科举考试用的八股文;一是从曾国藩开始,上承唐宋八大家的桐城派古文;一是刘鹗、李伯元、吴趼人等人在撰写小说时所用的白话文。严复师事桐城派的吴汝纶,在文字运用上倾向于古文,而反对骈文、八股文与白话文。

  最早对严复以古文译西书提出批评的是他所尊敬的长者吴汝纶。吴汝纶在《天演论》序文中他一方面说“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另一方面又说对于当时热衷于时文、公牍与小说的士人而言,要看得懂严复“

译网

关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