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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翻译的郁闷事儿

身居匈牙利,偶然,在国内网上读到一则新闻,讲的是马尔克斯自食其言,终于将《百年孤独》授权给中国某家出版社,十年前他来中国后曾撂下句狠话,说死后150年内不许卖给中国版权!原因是,他在中国看到了许多盗版。

盗版可恨,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盗版情有可原。一是当时中国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即使盗版也无所谓盗版,就像鲜花不能告蜜蜂强奸;二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若没有盗版的《百年孤独》,中国当代文学会逊色许多,至少《红高粱》和《白鹿原》很难写成现在这样;三是那时代的人要比现在的人更尊重作家更敬畏文学。说句话粗理不粗的实在话:那时代的盗版不仅是读者的荣幸,也是作家的荣幸,因为让作者在最好的时机遇到了最好的读者。难怪不久前在北京,当略萨看到小说家徐小斌翻箱倒柜找出来的1983年版的《绿房子》时,不是愤怒,而是感慨,他说要是早知道自己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崇拜者,真应该选择在这里生活。

当然,1992年后的盗版另当别论(中国加入了国际版权公约组织),确实该诛该伐。不过,即使在1992年后,也并非所有作家都有马尔克斯的火爆脾气,比如凯尔泰斯,就温和许多。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奖后,我花两年时间翻译了他的四部作品——《英国旗》《命运无常》《另一个人》和《船夫日记》。2007年夏天,我去柏林看望他时,特意带去一份特殊的礼物——我回国探亲时在北京大学院外一家旧书店里淘到的盗版《英国旗》。辨别真伪并不难,因为我的译本封面上有凯尔泰斯的烫金签字,扉页用的是有“作家出版社”水纹标记的特种纸;而盗版本除了烫金变成了乌褐色,扉页用的是普通纸外,比原版还少了一页。

在柏林的凯宾斯基饭店咖啡厅内,当我将盗版《英国旗》送给老人时,他兴奋的神情溢于言表:“真的吗?简直不可思议,我的书居然也有人盗版!”要知道,凯尔泰斯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近十部作品总共没卖出7000册。当然,我千里迢迢送盗版书给他,并不是想跟他告状,而是向他证实:在中国,他的读者远远多于版权页上所写的印数。在那一刻,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都未从法律和经济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而是欣慰于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在去雅典途中,我还兴致勃勃地跟朋友们讲,凯尔泰斯不仅欣然收下了盗版书,而且反过来请我在扉页上题字:“感谢您为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的人类的堕落作证。”甚至,我还跟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希望哪一天能有人盗版我写的书。

但这事还真就是遇上了。上网,再看两条有关马尔克斯“食言”的后续新闻,为他通过授权打击盗版的明智感到宽慰,然后闷声发笑地读了一条颇有娱乐色彩的社会新闻——“带套强奸不算奸”,最后,我登录到邮箱,删除了一堆垃圾信件,并收到一个让我愿望成真的消息:一位热心的笔友来信告诉我,去年我在台湾出版的译著《摘郁金香的男孩》,在国内刚出了简体版,不过译者并不是我。我赶紧上当当网查了一下,果真发现:这本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译者叫“刘丽洁”。

《摘郁金香的男孩》是匈牙利青年作家德拉古曼的代表作,已被翻译为三十多种语言。前年,台湾的圆神出版社从作者的美国代理那儿买到版权,并出于对作品的尊重,几经辗转通过匈牙利播种出版社负责人找到了我,请我直接从匈牙利语翻译。就这样,我和编辑蕙婷开始了一段默契、愉悦、从未谋面的合作。译稿完成后,蕙婷参照英文版进行了校对,对我的译文十分满意,并就两个问题与我商量:

一是书名的译法。无论匈文版还是英文版,原名均为《白色国王》,蕙婷说出版社想走温情路线,突出书中的父子亲情。于是我将书名改为《摘郁金香的男孩》,并在序里强调了郁金香的象征意义。二是名字的译法。最初,我按大陆的习惯采用音译——将主人公的名字译为“扎塔”,后来采纳了蕙婷的建议,尊重台湾人的习惯将译名汉化,改成了“嘉达”。

这本书于去年3月份在台湾发行,蕙婷的细心尽职让人感动。她不仅将样书寄到布达佩斯我的住处,并发来几张在台宣传的资料照片,让作者和译者放心满意。几天前,我就简体版的事情写信给她,她表示不知,没听说大陆出版社买了我的翻译版权,因为如果买了,简体版的译者理应是我。

莫非简体版是重译的?我上网搜了一下“刘丽洁”,只查到她翻的一本美国小说,而且出版方也是中信出版社。如果说刘丽洁从匈语重译,她十有八九是“宋瑞芬”类的“最牛翻译”(因为国内匈语圈里绝无此人);如果是从英语重译,那就奇了怪了,放着现成从母语翻译的版本不用,为何要从英文翻译?唯一的解释是:可能是嫌我译得不好。问题是,既然重译,为什么要抄袭我的译本?别的不说,刘丽洁译的书名居然也为《摘郁金香的男孩》,主人公的名字也一模一样,译成“嘉达”。如果真从英语译的,这种“智力巧合”也过于夸张。

昨天,我跟作者德拉古曼通电话,他听了表示不可思议。他说他的版权代理确实告他已卖出了大陆版权,但他想当然地认为该用我的译本,并说他只认我的译本。要知道,希望从母语翻译自己的作品,对作家来说是天经地义的愿望。我反过来苦笑着劝他别生气:“这对你来说没什么损失,因为那肯定就是我的译本,连书名全都原样照搬,可见是非常敬重我的。问题是,他们给我起了一个俗不可耐的女人名……”

这让我很郁闷,心里堵得喘不过气。尽管我在国内受到了跟马尔克斯、凯尔泰斯相似的“礼遇”,但丝毫没有幸运感。我既没有马尔克斯脾气(毕竟有出版社为他埋单),也没有凯尔泰斯的温和(毕竟读者知道在读他的作品),而我,只是个翻译,遭到了“强奸”,而且是——带套式强奸。

余泽民:作家,翻译家,现居布达佩斯。翻译凯尔泰斯的《英国旗》《另一个人》《船夫日记》《命运无常》,艾斯特哈兹《一个女人》《赫拉巴尔之书》等,德拉古曼《摘郁金香的男孩》,巴尔提斯《宁静海》。著有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和文化散文《咖啡馆里看欧洲》《欧洲的另一种色彩》《欧洲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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