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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王道乾

   王道乾(1921―1993),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文艺理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绍兴人。1945年毕业于昆明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获学士学位。1947年赴法国公费留学,在巴黎索邦大学文学院攻读法国文学,1949年10月回国。1950年在华东文化部工作。1954年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文艺月报》编委等职。曾经当选为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代表。1961―1966年在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文革”期间派往出版干校参加《世界史》翻译工作。1979―1993年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生导师,《外国文学报道》杂志主编,社科院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委,1991年获学术突出贡献国家特殊津贴。 

  王道乾先生还担任过以下职务:国家社科基金会外国文学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编委;《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上海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上海美学研究会顾问;上海师范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特聘教授;《辞海・文艺理论、现代文学部分》主要编写者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部分条目撰写人。 

  以翻译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而蜚声海内外的翻译家王道乾先生,在中国创造了一个文坛神话:他在汉语世界里创造了“另一个玛格丽特・杜拉斯”。从他的笔下诞生出的一系列杜拉斯作品,如:《琴声如诉》、《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广场》、《埃米莉・L》、《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物质生活》等,影响了中国一代年轻作家的创作,有相当一批如今驰骋文坛的作家从中获益良多。由此在中国翻译界产生了一个“《情人》现象”,也就是一个作家如何在另一种语境中最充分、贴切地演绎和表达?这是文坛颇值得思考和研究的现象。不过在现象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勉为其难”的翻译家,正是某种时代的局限造就了我们的翻译家。如果文学翻译界颁发“诺贝尔奖”的话,那么王道乾先生将是当之无愧的获得者。 

  王道乾著译作品年表 

  1951年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艺术》(法)让・弗莱维勒编选,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2年 《亨利・巴比塞》(法)让・弗莱维勒 著,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5年 《左拉》(法)让・弗莱维勒 著,上海平明出版社 

  《米晒耳・隆代》(法)安德烈・腓力普 著,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7年 《烟斗》(短篇小说集)(法)安德烈・斯梯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巴尔扎克怎样给人物取名字》(法)戈日朗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年 《红与黑》(选译)(法)司汤达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作品选》 

  1964年 《关于文学的发展》(法)马拉美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西方文论选》下卷 

  《拉辛与莎士比亚》(选译)(法)司汤达 著,(同上) 

  1972年 《巴黎圣母院》(法国电影)(法)让・德拉努瓦导演,上海电影译制厂 

  1979年 《拉辛与莎士比亚》(全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愿快乐常在》、《鲁滨逊・克罗索的结局》(短篇小说),(法)米歇尔・图尼埃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年 《琴声如诉》(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 

  1981年 《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小说)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南京大学外国文学所《当代外国文学》 

  1984年 《广场》(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中国社科出版社《世界文学》 

  1985年 《情人》(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 《克洛德・西蒙》(随笔)(法)阿兰・罗布-格里耶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 

  1988年 《彩画集》(散文诗)(法)兰波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 

  《关于<彩画集>》(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同上) 

  1989年 《埃米莉・L》(小说)(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文汇出版社 

  《婚礼弥撒――关于(埃米莉・L)》(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0年 《杜拉斯访谈录》(随笔 22篇)(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阿尔戈古堡》(小说,遗稿未发表)(法)于连・格拉克 著 

  1991年 《地狱一季》(散文诗集)(法)兰波 著 花城出版社 

  《通灵者书信二封》(法)兰波 著 (同上) 

  《智者的幸福》等诗四首(法)莱昂-加・格罗 著,《世界文学》

  《诗三章》(法)于・拉布吕斯,(同上) 

  《坐在走廊里的男人》(小说,遗稿未发表)(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 

  1992年 《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南京大学外国文学所《当代外国文学》 

  《驳圣伯夫》(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3年 《ECCE HOMO》等诗六首(法)亨利・米肖 著,《世界文学》杂志 

  《睡眠及其他》(随笔四篇)(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当代外国文学》杂志 

  1994年 《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簿狱》(小说)(法)米歇尔・图尼埃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礼拜五》(散文)(法)米歇尔・图尼埃 著,上海译文《外国文艺》 

  1995年 《爱的沙漠》、《福音散文》(散文诗)(法)兰波 著,(同上)

  《亨利・贝尔》(法)梅里美 著,社科文献出版社 

  《(意大利绘画史)导言》(法)司汤达 著,(同上) 

  《(吕西安・勒万)序言》(法)司汤达 著,(同上) 

  《(吕西安・勒万)原编者序》(法)亨利・马尔蒂诺 著,(同上) 

  《向玛格丽特・杜拉斯致敬――关于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法)雅克・拉康 著,武汉大学出版社《法国研究》 

  《夜里的最后一个顾客》(随笔,关于《琴声如诉》)(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1996年 《书及其他》(随笔十九篇)(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年 《物质生活》(随笔集)(法)(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情人・乌发碧眼》(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关于(情人)》(法)米雷尔・卡勒-格鲁贝尔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 

  《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簿狱》(小说)(法)米歇尔・图尼埃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年 《红与白》(小说,原名《吕西安・勒万》)(法)司汤达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社会地位》(小说)(法)司汤达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亨利・贝尔》(法)梅里美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旅人札记》(散文)(法)司汤达 著,花城出版社 

  《未来的现象》(散文诗)(法)马拉美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

  《森林的通道》(诗)(法)安德烈・于盖托 著,(同上) 

  1999年 《书》(随笔一篇)(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重庆出版社 

  《书》、《巴黎》(随笔)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三联书店《书城》杂志 

  2000年 《一天上午的回忆》(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上海文化出版社

  《彩画集――兰波散文诗全译》(法)兰波 著,上海文化出版社

   自我的疏离与回归

――记王道乾先生

吴中杰

  我最初知道王道乾这个名字,是由于他翻译的那本法国人让・弗莱维勒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50年代我上大学期间,大家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很认真,但汇集出版的马恩论文艺的书籍还不多,所以王道乾同志翻译的这本书给人印象至深,而他本人在我辈的心目中,就是一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到60年代初期,因为内子高云与他一起在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我才与他有所接触,觉得他原来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讲话慢声细气,与当时火热的时代气氛颇有些反差。有一次在作协食堂吃饭,戴厚英问他为什么不要汤,他说:“我不善于喝汤。”戴厚英就嘲笑他讲话太斯文,说连喝汤也有什么善于不善于,不如我们年轻人说话干脆。说得他也笑起来了。

  但调侃归调侃,文研所里的年轻人却都愿意与道乾同志亲近。那时,所长郭绍虞是挂名不管事的,两个副所长叶以群和孔罗荪都是大忙人,所里的业务工作实际上则是王道乾这位学术秘书在管。他很关心年轻人的业务成长,注意对年轻人的培养,年轻人也很愿意与他讨论问题。我和高云的最初几篇鲁迅研究论文,都是先得到他的肯定。由他编发在《上海文学》上,――当然,还有以群同志的赏识和支持――这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戴厚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开始写作时只是一种渲泄感情的需要,并没有想到出版。也是道乾同志看后,要她修改出来的。没有道乾同志的肯定和鼓励,可能就没有戴厚英这个作家,她大概把这部小说稿束之高阁之后,仍旧搞她的理论研究去了。

  我们虽然都很喜欢道乾同志,与他也有相当的接触,自以为对他有所了解,但其实对他的心路历程却毫无所知。直到文革结束之后,他回到原来的审美情趣中去,翻译了韩波的散文诗和杜拉斯的小说,表现出另―面的才能;我们这才知道他的心灵的道路其实是颇为坎坷的。

  道乾同志在昆明读大学时,原来是个现代派诗人。据他的老友汪曾祺回忆说,他们住在一起时王道乾“正在读兰波(又译为韩波)的诗,写波特莱尔式的小散文,用粉笔到处画着普希金的侧面头像,把宝珠梨切成小块用绳穿成一串喂养果蝇。”其浪漫情调可想而知;他的喜欢现代派诗歌,一方面是由于他本人的诗人气质使然,同时与昆明的文艺学术环境有关。当时虽然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物质生活非常艰苦,但西南联大的精神生活仍很丰富,学术气氛非常活跃,不但有国内一流学者的讲课,而且还有国外运来的新书,并请了英国新批评派学者燕卜荪来讲授《当代英诗》,所以青年学子对于西方现代派诗歌颇不陌生,他们受其感染,自己也试作起来;九叶诗派的好几个诗人就是在这个氛围中养成的;道乾同志虽然读的是中法大学;但因与西南联大相近,同学之间常相来往,感染了这种气氛也是必然的。

  道乾同志也写了一些新诗,出国时都交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将其诗作陆续发表在报刊上,但此时道乾同志兴趣已经转移,却连发表了的诗作也懒得收存了。最近他的儿子在那位朋友的指点下,辛苦地为他收集散见于旧日报刊上的诗作,听说已集到200多行。我从中录出一首,可以约略窥见当年诗人王道乾的风貌:

香 料

  在她跟里永远追寻一个流泪的原因,

在她奢华的香气里永远感伤时光破碎,

冰冷手臂挂在我肩上眼与手,

因此都迷失于音乐里古代的灾难。

  一个女人的命运像烟卷燃着;

我的鞋踏着地板寻求限制;

写着字和画着花纹的玻璃门开了又闭上,

时间与香气从印有字和年代的瓶中流出。

  从她的美态我永远追索痛苦的根苗,

寒冷的身体以凉手传达一个暗淡的将来;

音乐在舞的深处召唤召唤焦急到极点,

我的同伴渐气化消失在失望的空中。

  道乾同志留学法国,是在1947一1949年。这时,国内局势正在起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不能不在这些远渡重洋的学子心中激起波澜。巴黎虽是艺术之都,但战后共产党的力量也相当强大,正是在那里,道乾同志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不过,这个党籍,中共并不承认,也不予转党,道乾同志是到了1957年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此乃后话。但此时,他的思想却的确起了很大的变化。从他留法时代好友熊秉明的回忆文章《我所认识的王道乾》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思想转变之彻底。王道乾说:“生活根本不需要艺术。”“生活与艺术绝对不能相联。”“我希望我做一个查票员甚于希望做一个‘我’。我对我过去并不懊悔。我只是一笔抹杀,我想清明地哭泣我的过去。”“我宣布:我之舍弃艺术完全是我成功的表现。”道乾同志是真诚地捐弃旧我,走向革命了。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宣布成立,他就迫不及待地踏上回国之途。

  但是,刚成立的共和国政府一切都尚未就绪,教育部还未作好接待回国留学生的准备。幸亏旧日的熟人巴金、萧珊夫妇帮忙,介绍他到华东局文化部工作,后转入上海作家协会,这才安顿下来。在作协,他担任《文艺月报》(后改名为《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兼理论组组长,后升任执行编委;60年代初,文学研究所成立后,他又担任所学术秘书。这些都是经常性的工作,还有一些临时性的任务,比如,作协的什么汇报材料,要他定稿;某首长要出国了,要他起草讲话稿,这些事限时限刻;常常需要通宵赶写,非常吃力。而更使他不能适应的,是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还必须写表态批判文章。他虽然翻译过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艺术的著作,但却没有学会写批判文章,所以写起来非常吃力,而且总是写不好。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大张旗鼓地进行文艺批判的时候,别人多多少少都发表过几篇批判文章,道乾同志也接受了任务,但写来写去,总写不出来。这种事,实在与他的性格相去太远了:也可见思想改造之难,紧跟形势之不易。

  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在藏龙卧虎的上海作协,道乾同志虽然不属重点整肃对象,但作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批判,靠边改造的命运是难免的。而另一方面,倒也免去了写不出批判文章的苦恼。作家协会是个敏感地带,在文革前后的十多年间,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些人打倒了又爬起,有些人爬上去又跌倒。道乾同志在一旁观察思考,他虽然不明说,但心中的激荡肯定不比1948年前后为小。这样,文革结束之后,经过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他又逐渐回归到自我。

  文革结束,作协文研所也解散了。道乾同志被分配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文学研究所去任副所长。这时政治运动的浪潮虽然消退了,但商品大潮同样冲击到学术领域中来,青年人仍旧坐不下来做学问。道乾同志沉稳的性格、扎实的学风,不适应于快速多产的需求,他仍旧颇为悖时。但毕竟约束少了,自由度大了,他可以坐下来读一些他喜欢读的书,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于是,年轻时代的审美兴趣又抬头了,他重新回到西方现代文艺中去。他翻译了普鲁斯特的论著《驳圣伯夫》、翻译了韩波的散文诗《地狱一季》、翻译了杜拉斯的小说《情人》和图尼埃的小说《礼拜五》等等。他将当年的诗情和此后几十年的人生阅历都融入了译笔,自然译得深沉、老练而且富有诗意,远非泛泛之辈所能及。

  道乾同志不作包装,不事炒作,在沸沸扬扬的商业世界里,对自己的译品作低调处理。但仍有一些读者在万丈红尘中发现了珍品。青年作家王小波、孙甘露、赵玫都谈到从道乾同志的译作中吸取了养料。特别是王小波,极其推崇道乾同志的译笔,称其“文字功夫炉火纯青”,“无限沧桑尽在其中”。他在《我的师承》一文中声称,他在文学上师承的就是查良铮、王道乾这两位翻译家的文字:“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

  我赞赏王小波不随流俗,独具只眼的识见。在这浮躁的文坛学界里,炒得很热的未必是好作品,而上乘之作却往往默默无闻。这就只有靠读者自己放出眼光来寻找了。

  道乾同志默默耕耘,不求闻达。他走过一段曲折坎坷之路,又回归到了自我。他可以做一些他自己想做的事了。年轻时代的诗情虽已一去而不复返,但他还可以用写诗的笔来翻译别人的作品。这是他晚年的乐趣,也是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但可惜天不假年,他还有许多想做而未做之事,还有许多译好的作品未及整出版,就被癌症夺取了生命,哀哉!

(《海上学人漫记》三联书店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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