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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缘起缘落

或许是因为才离开南园不久,《转身,相遇》一书中最吸引我的一篇文章,不是别的,正是《养鸟记》。黄荭曰“研究生时代的一个纪念,唯一写成文字的回忆。”

文章记于一九九八年,南大南园,而小蓝鸟与小绿鸟,两只迷人的虎皮鹦鹉,入住她大学女研究生宿舍的时间更早。一头是误打误撞、束手就擒,一头则是市场上买来、专门为前一只所配。“妻”(一位戚姓室友)和“桂桂”,加上黄荭,三人作为宿舍的固定人口,满心欢喜,又手忙脚乱地照顾着鸟儿。原本希望它们太太平平,和和美美,未料,“乱点鸳鸯谱”终究失意,鸟儿斗气,一头逃跑,另一头也终于在一个不期而至的下午走失。

像极了世间人事,偶然的邂逅,必然的发展,一厢情愿的付出,毫无转圜余地的失落。此处,非言情事,译事是也。除却经由自身的阅读经验,择书并自荐而译的情况,接书翻译,多为被动,是别人选择了我。当然,我也可说是双向选择。译书过程中与原文的“耳鬓厮磨”自不必言,书成之后,它却是离你而去,毕竟,它属于封皮上另一个名字。

也像,也不像,花鸟鱼虫,一刻相逢,整付生命交予人的也有,不在于占有,而在于相处的长度、温度与信息量。然而,失落毕竟还是难免。不知,这是否是后来,黄荭“读书,教学,翻译,研究,写作,种花,养鱼”,只是不再养鸟的缘由。

黄荭是我很感激的一位老师。在人生的拐角处,她三言两语,风轻云淡地将我疏导,理解与支持,也并不少,如三月春光,清冽而振奋人心。同为摩羯,黄老师与我不一样。我猜想,她的星盘里有较多的风象元素,安之若素,自在人生。她译过有着“凝练、敏锐的春秋笔法”的内米洛夫斯基,无法与自己的青春和解的萨冈,“湮灭在自我虚构的文本里”的杜拉斯,还有“文字有一份既崇高又稚气的美”的圣埃克絮佩里,入得文字,闻得心声,在语言交互的一刹那,已作下一个告别的手势。自由跳脱,并不“执着”,更不沉溺。

还有一篇文字,《槐》,就紧跟在《养鸟记》之后。编排上,也许并无特别的用意。却是一篇,我看得流下泪的文字。给太婆折槐花的小孩,懵懂间,体验亲情的倏忽而逝。长大后的她,在感情上,“一直都是讷于言的人”,“担心很多话说出来就会变质、会失真、会风化”,读到会心的句子,忍不住要摘出来,“装出聪明的样子,期期艾艾地放在某人的窗口”,对方看见不看见,明白不明白,倒不重要,过程已欣喜。“如此辗转着心思,辛苦着自己,却从来不曾想过也许他喜欢的并不是槐花,而是桃红柳绿栀子香。”

喜欢的心理和过程,都是相似的。也总有猝不及防的一刻,因为真相与长期的想象不同,感情“突然变成那块冥顽不化的岩石,从此不能言语、不能行走、不能回头”。并非意指哪一个具体的故事,而是身为文学译者,在生活和笔下一定有所体验的,“清晨时为你打上的那个结”,温柔地横梗在心中,并且更多时候,是他人的故事。

翻译讲究缘分。有时看到理想的题材与体裁,譬如,两地书,能典型地诠释某种爱情,再一想,并不属于己方,已是他人译作。有时拿到手的翻译,尚没有喜欢上,而“作为译者,如果你没有爱上你翻译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也可以在某个时刻放弃你。”“迷信”的黄荭自嘲,翻译《鳄鱼的黄眼睛》,中途差点遗失稿件,就是一回小小的惩罚。缘分降临于身,有时也是自己的努力,譬如,介入出版选题这一环节。译者,大多也是社会活动者,并不拘囿于翻译、写作。缘分的最终实现,当然很难,“需要功底,也需要勇气和能坐下来的一份宁静”,终于形成一种必需的习惯,和吃饭、睡觉一样自然。

有时,缘分也有着叠影。重译者,面对的往往是文学经典,早已有不少译本,你这个新本子,又有何存在的理由,想要开掘怎样的可能性?黄荭的一句话又触动我:“我其实只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版本,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把这个故事再说一次,在静夜里,说给自己听。”(复译《小王子》)又有时,“忽然有一种念头,觉得这本书就是我的,我一定就是它的中文译者”,类似于何碧玉翻译毕飞宇的某些小说,电光火石的译介冲动,来自于无可替代的阅读感受。缘分也急不得,“文字敏感”,一丝一毫的心浮气躁,立时于字里行间显形,“出卖你”。

缘起,总是欢欣。缘落,冷暖自知。近日,看商务印书馆八六年版的《胡萝卜须》译后记,王尚民从一九五五年起翻译,到出书已是第五稿(前几稿均在文革里失落),经过整整三十年,还是节译本。小小“胡萝卜须”,尚且如此坎坷。文革里,内容稍微敏感的读物,命运几可想象,倘若有人做“内部编译”研究,究竟其原委的过程,想来也是痛心的。《转身,相遇》中,罗新璋口述,黄荭笔录,云一九六七年抄家前夜,从蜂窝炉中救回一信,写着傅雷的一些主张,“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并求“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一念之间,救回珍贵的翻译研究史稿。可救不回“反动权威,打倒对象”的翻译生命。

手头有一本洛朗斯·柯赛的《你们再也不写了?》,朋友问起内容,我以玩笑概括之:文艺青年失败史。即便并无沉重而残酷的历史车轮的碾压,很多文字爱好者,都抵不过“粗糙”的时光。当人们翻阅那些重要出版社的目录,上面印着其所出版的所有作家的名字,不禁会感到脊背一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名字已遭遗忘。有很多作家是“一波流”,发表过一两部作品后,即销声匿迹。写作从未改变人生,也并未帮助任何人挣脱“残缺不堪”的人世境况。写作如此,通常认为时效更短、译本语言更易“老化”的文学翻译,更是如此。所幸,翻译与写作不同,也许有“写作中心主义”之嫌,但翻译不是更轻一些么?也许我们应该学着和黄荭一样,轻盈地穿梭于不同的文本之间,等待一回又一回新鲜又奇妙的缘分,进可攻,退可守。迷宫中,并不仅仅一根阿里雅德涅之线。



来源 : 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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