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翻译述略
张宏
一、 近代以前的两次重要翻译时期
翻译古代称“译”，开始专指北方的翻译人员。《礼记・王制》说：“中国，夷，蛮，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孔颖达疏：“通传北方语官谓之曰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他所说的“外内之言”，大约即指周代边境外的夷、蛮、戎、狄等部落的语言和境内华族的语言。唐代的大经学家、语言学家贾公彦又进一步诠释为：“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1]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翻译乃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中国古代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则自翻译佛经开始。第一个翻译时期的主要翻译人多是西域高僧和去西域取经回国的中国僧人。同时，佛经翻译也经常是一个集体活动，不论是前期的数人合作传言笔受，还是东晋、隋代之后的译场，佛经翻译都经常是一种集体的多人活动。佛经翻译从汉末到宋初，历时一千多年，以唐代为鼎盛时期，前后参加的译经人员约150余人，共翻译佛经1520部，5620卷6，成绩光辉，对世界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佛经翻译还对我国汉唐以来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说我国专门的文学翻译工作为时较晚，属近代之事，但自东汉以来的佛经翻译中已孕育着文学翻译的萌芽，例如佛经中许多的优美的传说故事，极富有文学趣味，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作品，它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而且在文艺体裁上都极深地影响了我国文学。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翻译活动，也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翻译时期。
第二个重要的翻译时期是明末清初，其翻译者主要是西方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16世纪初，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先后进入中国，进行宗教活动。时间是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大约延续了200年。在传教的同时，他们也向中国介绍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第一个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是意大利人罗明坚，他于1580年（明万历八年）到广东传教，这之后耶稣会士便接踵而来。特别17是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的来华，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新局面。利玛窦学习过汉语，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他来中国后，在传教的同时，做了许多介绍西方文化的工作。首先以西方自然科技工艺，诸如自鸣钟、西琴、三棱镜、万国图志之类吸引中国人，又将西方的天文、地理、测绘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传授给中国的士大夫。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很快就入乡随俗，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并且通晓《四书》、《五经》，因此他很快就在明代士大夫中获得了广泛的好人缘，后来又得到明代皇帝神宗的青睐，这样就很快获得了立足中国传播西方文化思想的社会平台。明清之际的翻译西书虽然没有佛经翻译那么复杂，但也是采取中西两人合作的方式，称为“西译中述”，即西人口译（亦称口述），中国人笔记（亦称笔译、润色）。利玛窦后来与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人物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杨廷筠（1557-1627）、叶向高（1559-1627）等人合作，翻译了许多有关天文、历算和其他自然科学书籍，介绍了许多西方科学，大大地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科学视野。据统计，耶稣会传教士在华200年间，共计翻译西书437种，其中纯属宗教的书籍251种，占总数的57%；属自然科学书籍（包括数学、天文、生物、医学等）131种，占总数30%；属人文科学者（包括地理、语言文学、哲学、教育等）55种，占总数的13%。这后两类书对于传播西学和促进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均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二、近代翻译的特征
中国历史上第三个重要的翻译时期是近代。这个时期的翻译主体主要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特点在甲午战争之后更加显著。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自近代以来开始创设外国语学校和派遣留学生这两大举措。近代外国语学校，首推京师同文馆（1862），内设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后增德文馆，成为中国第一所培养外语人材的学校。此外，各种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也设有外语专业和外语课程，培养了一大批外语人才。更全面的外语人才则是尔后的留美、留欧、留日的学生。所有这一切都为近代大规模的翻译西方的思想文化提供了现实的广泛基础。近代翻译的第二个特点是从合作翻译走向独立翻译。近代的翻译西书，除个别几人（其典型代表是林纾）外，绝大部分的翻译均由个人独立完成。近代翻译的第三个特点是大量文学翻译的出现。近代翻译的历程大体先是自然科学翻译，继而出现社会科学翻译，最后才出现了文学翻译。近代初期首先面世的是自然科学翻译。中国近代翻译事业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而开始的。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有识之士从痛苦的屈辱中通过反思逐渐觉醒。他们认为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有二：清王朝政治、军事的腐败；洋人的船坚炮利。于是魏源在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明确主张学习西方。所谓学习西方，其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其军事技术和机器制造，也就是自然科学，当时称为格致，即声、光、电、化等。此期的译书有算学、测量、汽机制造、水陆兵法、天文学、重学（力学）、化学、光学、医学等。近代早期最大的翻译机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上海）10所译的163种著作中11，绝大部分属于自然科学类。据统计，自然科学译书占80%以上。
1870年代后，中国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1872年夏末，第一批留学生30人在陈兰彬的率领下赴美国学习，四、五年后又有一批人赴欧留学。此外，随着与西方的频繁交往，中国使外人员也日渐增多，他们通过在西方国家学习，以及实地观察、亲身体验，逐渐感悟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并不全在船坚炮利和自然科学的发达，主要的还是由于它们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如议会、民主选举、新式学校、自由平等、博爱，于是便对西方政治、法律、教育、历史等方面开始感兴趣，并着手翻译。这种看法也逐渐影响到国内的学界，成为一批有识之士的共识。高凤谦在《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中说： “泰西有用之书，至蕃至备，大约不出格致、政事两途。格致之学，近人犹知讲求。制造局所译多半此类。而政事之书，则鲜有留心，译者亦少。盖中国之人，震于格致之难，共推为泰西绝学。而政事之书，则以为吾中国所固有，无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国之患，患学在政事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固不专在格致也。”[2]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的“上谕恭跋”中也说： “甲午之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法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知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乙未（1895）和议成，士大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这里所谓“学术”即指社会科学、历史、法律、政治、教育、哲学等。其实这种认识，早在他前两年所写的《西学书目表序例》（1806）中就表述过：已译诸书：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盖昔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会所译者，医学类为多，由教士多业医也。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此所谓“西政各籍”，也是指政治、法律、教育、哲学等书，即所谓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翻译方面，成绩最突出者当属严复，他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说：近来“风气渐通，士知廾合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讠也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严复已明确地认识到：西学的精华不仅仅在其格致之学，那些声光电化、“气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3]。在这里已可窥见严复对翻译西方社会科学的自觉意识。他先后翻译了十多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名学（逻辑学）著作，最有代表性的，即为世人称道的八大社会科学名著：赫胥黎的《天演论》（1897）、亚当・斯密的《原富》（1902）、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03）、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3）、孟德斯鸠的《法意》（1904-1909）、甄克思的《社会通诠》（1904）、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1905）、耶方斯的《名学浅说》（1909），合称“严译八大名著”。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特别是他译的《天演论》震惊了整整一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如果说，活动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西书，80%以上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话，那末活动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广学会的译书则80%为社会科学著作。由此不难看出译书门类的转移和变化。
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翻译相比，近代的文学翻译显得姗姗来迟。虽然汉唐佛经翻译中不少作品文笔空灵，词藻华美，其中不乏文学的成分，特别是譬喻文字和传说故事，更具文学色彩，它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血液，带来了新生机，并对尔后的中国小说、戏剧创作和俗文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佛经本身并非文学。明末清初的翻译西书主要是自然科学，也未涉及文学。而在近代时期，从19世纪70代起，就开始有了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诗歌和小说。甲午战争之前，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仍然很少，据目前所知，由中国人翻译、独立成册的翻译文学，只有小说《昕夕闲谈》和长诗《天方诗经》两种。文学翻译较一般翻译为难。近代两位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苏曼殊和周桂笙都曾感慨于文学翻译之难。翻译难，翻译诗歌和小说尤难。周桂笙说：“夫译书极难，而译小说书尤难。苟非将原书之前后情形，与夫著者之本末生平，包罗胸中，而但卤莽从事，率尔操觚，即不免有直译（按实指死译）之弊，非但令人读之，味同嚼蜡，抑且有无从索解者矣。”[4]梁启超也说过：“翻译本属至难之业，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本篇（指拜伦的《瑞志安》）以中国调译外国意，填谱选韵，在在窒碍，万不能尽如原意。”[5]甲午战争后，翻译文学才陆续出现。1896年张坤德翻译的柯南・道尔（1859-1903）的四篇侦探小说在《时务报》上陆续刊发（后两篇刊于1897年）。1899年，林纾与王寿昌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正式出版。后者的问世揭开了翻译文学的新纪元。20世纪初，翻译文学如雨后春笋，迅速形成繁荣的局面，其数量之多，大约相当于自明末清初以来三百多年间所译西方科学著作（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和。
三、近代文学翻译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翻译文学当开始于19世纪的70年代。这之前，虽有少数翻译文学作品问世，如1840年前后在广州出版的《意拾喻言》（英国人罗伯特・汤姆译）、1853年在厦门出版的英国作家约翰・班杨的小说《天路历程》（传教士译）、1868年翻译的美国诗人亨利・朗费罗的《人生颂》（英国人威妥玛译）等，因系外国人所译，都不能视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从这时到“五四”运动，虽然只有短短的50年，但翻译文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晚清时期，翻译介绍外国小说之风极盛，据记载当时的翻译小说达四百多种，当时国内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均刊登了大量译作。特别是冷笑编的《新小说》，则是以发表翻译作品为主，各国的文学名著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此间均有所译，较有代表性的有《伊索寓言》、《天方夜谭》、《格列佛游记》、《复活》、《匈奴骑士录》等等。据粗略统计，这时期出现的翻译家（或译者）约250人左右，共翻译小说2504种，翻译诗歌近百篇，翻译戏剧20余部，还有翻译散文、寓言、童话若干。在这些门类中，翻译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不仅是数量多，而且类型全，有社会小说、爱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等，后四种类型为中国传统小说所未有。是首次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小说类型，对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近代时期中国，翻译文学的另外一个显著征象是，翻译文学不仅是翻译西洋作品，且相当部分也翻译东洋作品――日本人的书，或将日本人翻译的西洋作品加以转译。这是由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大大激发了中国人，使中国的一批开明人士欲从日本道路中引出中国的经验教训，而大批留日学生的出现，对中日文化与文学的影响交流，又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此，梁启超《论译书》一文道出了其中真谛： 日本自杉田翼等始以和文译荷兰书，泊尼虚曼孑身逃美，归而大畅斯旨。至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6]大量日文翻译作品的涌现，自然对中国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与影响，胡蕴玉《中国文学史序》说：“日本文法，因以输入；始也译书撰报，以存其真；继也厌故喜新，竞摹其体。甚至公牍文报，亦效东籍之冗芜”，[7]说明了日本书的翻译对当时文坛的冲击与影响。近代翻译作品中，通过日文转译的西方（包括俄国）文学作品为数不少，这些作品往往先由日本人将英文（或其他欧洲语言）译成日文，而后中国译者再据日文转译成中文。如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中译名为《俄国情史》，根据日译本《露国奇闻花心蝶思录》（高须资助译）转译而来；又如，《忧患余生》乃转译自日译本《犹太人之浮生》（二叶亭四迷译），而原作名为《该隐和阿尔乔姆》；再如，周树人的译作《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均系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但周树人是据日译本转译而成。包括当时文坛的一些小说创作，有些也是据日译欧美和俄国作品而写成，如罗普的《东欧妇女豪杰》即是一例，先将欧洲（俄国）作品中的豪杰事迹据日译本翻译出来，同时揉入中国的色彩与成分，于是便成了中国式的“东欧女豪杰”了。这种一转再转的所谓“创作”（其实是“变相的翻译”），许多都走了日译本的“捷径”，对促进中外文学交流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近代翻译文学为中国人民打开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它向人们介绍了众多的外国作家，可以这样说，“五四”前，外国主要的著名作家几乎都有翻译，如英国的莎士比亚、丁尼生、拜伦、雪莱、华兹华斯、胡德、司各特、狄更斯、笛福、斯威夫特、王尔德、柯南・道尔，法国的大仲马、小仲马、雨果、莫泊桑、龚古尔兄弟、凡尔纳，德国的歌德、席勒、海涅，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美国的斯托夫人、马克・吐温、朗费罗、华盛顿・欧文，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波兰的显克微支，匈牙利的裴多菲，挪威的易卜生，丹麦的安徒生，印度的泰戈尔。这些作家的诗歌、小说、戏剧的引进，大大地开拓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视野和艺术视野。读者不仅从中了解到世界各国的自然风光、风俗民情，以及众多人物形象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从而在思想上受到启示和教育，而且也从翻译文学中学到了许多新的艺术方法和表现技巧，从而为小说创作的近代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和艺术借鉴，并为现代作家的脱颖而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五四”时期一批著名的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郑振铎、冰心、庐隐、郁达夫、茅盾，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近代翻译文学的影响。
这个时期有许多学者提倡从事翻译工作，从他们的翻译活动中可见晚清文学译事之一斑。如梁启超早在1896年就发表了提倡翻译的文章《论译书》，继之又提倡翻译政治小学，并亲自翻译了《佳人奇遇》等。这位力倡“小说界革命”的主帅，更是受日本影响，从日本变法维新的成功中悟出了小说的作用，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说道：“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可见，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伴随这一成功而发生的文坛变革――小说的重要作用，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文坛，导致发生了梁启超首创、开明人士群起响应所形成的小说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没有一味仿效日本文坛的小说创作现状，而是结合中国社会现实有所选择地鼓吹政治小说。但是，另一方面，梁启超将小说的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的高度，强调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封闭体系，无疑是一大冲击。自此，有意识地吸收外国文学，成了一种风气或时尚。同时，文学本身的内容及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剧变，民族忧患意识和苍凉悲壮格调，逐渐成了文坛的一大“景观”，这是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近代（甚至现代）的重要标志。梁启超提出的所谓“写实派”、“理想派”两种概念，也有受日本文坛影响的成分，而非纯出于欧洲的写实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严复则在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上颇有见树，有《天演论》、《穆勒学名》、《原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等，这些译作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严复在翻译标准问题上首创了“信达雅”。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中提出：“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黄遵宪曾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日本国的参赞，在日本呆了四年多时间，此期间，他的所言所行，所撰所著，均与日本文化（与文学）交流有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为近代中日文化（及文学）影响与交流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在日本期间，黄遵宪结交了许多日本朋友，其中包括政治家、学者、诗人、书法家、医生、僧侣等，他与他们或过从甚密，或诗文往来，一时间，使中日文化交往呈现热况。读《日本杂事诗》，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黄遵宪与日本友人往来与结下情谊的记载，同时也能了解到日本历史与自然山川风貌，有助于对日本的认识。另一位在中国早期翻译史上曾大书一笔的是林纾，他一共译出一百七十余部作品。尤其是《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经问世，风行海内，严复曾盛赞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浪子肠”。其它的还有《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记》等英、法、德、俄、美、日、挪威、希腊十几种语言文字的译作，他通过这些译作撒播了新文学的种子。此时期较著名还有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译拜伦、雨果作品闻名的苏曼殊，开创近代白话翻译先例的伍光健，他们的作品至今仍保持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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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礼・秋官・序官》贾公彦疏。
[2]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578页。
[3]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诗文（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页。
[4]绍介新书：《福尔摩斯再生后之探案第十一、十二、十三》，《月月小说》第1年第5号（1907）。
[5] 《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著者按，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页。
[6]载《时务报》《变法通议》（1897）。
[7] 《南社》第八集。转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4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