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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融合中的语言翻译问题

  文化融合中的语言翻译问题

  徐 丹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现代化,国际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联系日益加强,人们的交流和接触也空前地频繁。世界这个“地球村”的成员们不仅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逐渐地相互影响,在文化领域更是率先有所反映,呈现出隔阂减小、融汇通合的趋势。在此文化趋向融合的大环境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新的语言翻译问题,因为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要素,最能直观地反映文化的变化状态。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谈谈浅见:(一)文化融合的趋势、现状及对语言的影响(二)文化融合对翻译的影响(三)异化还是归化。

  文化融合的趋势、现状及对语言的影响

  所谓“文化”,根据《辞海》的解释,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英国十九世纪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提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现代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具有如下的四个本质特征:(1)文化是经由社会习得的,而非遗传获得的;(2)文化是一个社团所共有的,而非某一个人所独有的;(3)文化具有象征性,语言是文化中最重要的象征系统;(4)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文化中的每一方面都和其他方面相互关联。①

  从共时的角度来说,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 从历时的角度看,文化又是不断进化的。而“文化进化的主要趋势是趋同,即随着文化的发展各种文化越来越趋向于统一; 只要文化还存在着,文化趋同的过程就是无止境的。”②“趋同”即指具有融合的趋势。这里要强调的是世界文化具有融合这个倾向而非大同的状态。至于世界文化的高度统一,我们不否认其可能性,但这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

  语言是文化密不可分的一个因素,文化的融合趋向直接地反映在语言的融合趋向上。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Eugene Nida)博士1995 年11 月在深圳大学作的题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的讲学报告中说,“语言和文化是不断发展的”(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always in a process of change);“语言和文化的范围倾向于扩大”(Language and culture tend to be enlarged);“世界的语言和文化惊人地相似”(Languages and culture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amazingly similar),并说明相似之处占90% ,不似之处只有10%。在对外开放政策不断深入的中国,语言和文化趋向融合的迹象处处可见。中国人对在正式场合穿西装、打领带、演讲结束时道“谢谢”已经习以为常了,也早已熟悉了西方人表示胜利、搭顺风车之类的手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大大方方将在餐馆吃剩的食物“打包”回家,不难看出奈达报告中所提到的“doggie bag culture”对中国人观念的影响。大陆实行五天工作制以来,“周末”的概念和西方的达到了一致。无论中西,从外语借用的词汇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接受,如进入中文的“模特儿”、“咖啡”、“逻辑”; 进入英文的“功夫”、“关系”、“普通话”,以及美国人也乐于采用的中式英语“Long time no see”。现在中国观众从传媒听到美国“第一夫人”(First Lady)的字眼,不会再对美国总统有几位太太表示疑问,而外国人在中国听到有人介绍自己的“爱人”时也不再大惊小怪了。中外语言和文化仍在不断的接触、交融中。

  文化进化理论研究表明,两种文化融合的状况并不是1+1=2,而往往呈现出双语双文化且其中之一占上风的态势,而且这种态势也是处于变化中的。从目前文化影响的范围来看,英语文化比其他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作用明显更强大,其作用力似乎也比反作用力大,这反映了在目前社会历史条件下发达经济的力量,因为文化“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在相当的程度上来自于物质文明。而同时,中国所拥有的又是一种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文化,其渗透的潜力也是不可低估的。因此目前的状况在一定时期内还将持续下去。语言的融合与此同存同理,密切相关。

  曾经处于百年殖民统治下的香港,英语长期是唯一正式的官方语言,人们的生活方式深受西方影响,大众的母语――粤方言中也大量夹杂了英语的成份,甚至形成了用粤语说某些英文单词的独特方式,且已约定俗成,广泛应用。香港从回归祖国前,就兴起了介绍大陆文化的热潮,学习普通话成为新的时尚。香港回归后,根据《基本法》第九条,香港官方的正式语言是中文,英文也属正式语言。这说明香港社会确立了以中文为主的双语并存的语言体制。在这种情况下,探讨中西文化趋向融合的过程中的种种话题、尤其是语言翻译问题,更加具有实践意义。

  文化融合对翻译的影

  翻译,与其说它涉及两种语言,不如说它涉及的是两种文化。因为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土壤,也是语言所反映的对象。文化融合对翻译的影响是两方面的。积极的一面是,双语双文化的环境,能丰富两种文化的内涵,在总体上提高语言材料的可译度,宏观而言翻译的难度可能减小。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具体的语言材料上,两种文化接触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局部的冲突,接触越频繁则冲突的机会越多,翻译困难的类型和数量也就相应增加。两方面相比,对后者展开探讨的实践意义更加突出,下文将重点就此方面进行研究。

  文化融合给翻译带来困难的例子很多,如:从一种文化引进的一些事物,在另一种文化里无法找到对应词语来翻译,意译或音意结合的办法无法解决的只好音译。这类外来词在中文中就屡见不鲜,除上文提到的以外,还有“沙发”、“摩托”、“俱乐部”、“麦当劳”、“巧克力”、“可口可乐”、“幽默”等等; 甚至还有像karaoke这样个别的词,音译的同时还不得不借用英文字母,勉强地译为“卡拉OK”。随着中西文化的进一步接触,外来词语还在不断相互引进,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要靠约定俗成的力量来维持其存在。

  有了中西食文化的迥异,因而有了语言表达上的千差万别。《语言与文化》一书中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个中国人形容游泳池里人太多,水太脏,说“简直像芝麻酱煮饺子”; 外国人既没有吃过芝麻酱也没有见过饺子,就丝毫不觉得这个比喻幽默。西方人形容人多拥挤,说的是“It was packed like sardines”(塞得像沙丁鱼罐头); 而没有见过沙丁鱼罐头的中国人也不一定能欣赏其妙处。③这正是王佐良所指出的“翻译里最大的困难”――一种文化里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④

  中西之间的文化固然有着差异,西方内部即使是使用同一语言的不同文化之间有时也存在着细微的差别。英美表示楼层的方法有别; 英国人以惯常的绅士风度低声说话,在美国人眼里却显得有些心怀叵测,而美国人自认坦荡,说起话来高声大嗓,却被英国人视为无礼蛮横。在一定的环境中这类文化可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翻译时如有忽视,就会造成传达的失准。

  解决翻译难题的途径不是唯一的,人们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摸索出了不少变通和补偿手段,如音译或直译加注、转换形象活译、舍弃形象释义、归化等。然而这些手段在思想上却有些对立,总结起来,不外乎是在译语中引进原语的表达方式的主张和使用译语地道表达方式的主张的矛盾,简言之,就是异化和归化的矛盾。

  异化还是归化

  异化和归化的矛盾实际上就是我国翻译界长期以来的直译派与意译派之争。一般说来,直译派主张“保留原文中语言的方式,即要输入新的表现法”,而意译派则“反对引入欧化表达方式,而主张使用汉语的表达方式”。⑤异化还是归化的问题在文化融合背景下的翻译中显得尤为突出。

  如上所述,文化的融合无论过程多么缓慢,终究是大势所趋。用发展的眼光看,异化如同一股潮流,不可阻挡,难以逆转,其理论依据就是文化的开放性和渗透力。首先文化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具有不可估量的吸纳包容的能力,外来文化的新鲜事物容易被人们接受,并逐渐约定俗成,化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其次文化又有渗透的力量,凭借社会生活的种种契机进入其他的文化,依靠那里的文化环境维持着自己的生命力。

  异化翻译成功的例子很多,如进入日常生活的大量外来词语。又如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1748 年写的论文《致青年商人》(To Young Tradesman)中的一句名言“Time is money”,⑥直接译为“时间就是金钱”,比起归化成“一寸光阴一寸金”来得更贴切达意。还有“sour grapes”,出自伊索寓言著名的篇章《狐狸和葡萄》(The Fox and the Grapes),中文里借用“酸葡萄”的字眼,把得不到某件渴望的东西而强自安慰的心理表达得十分生动传神。中国人了解到英文中表示上厕所的委婉语“wash hands”后,“洗手间”一词随即进入了大众词汇。许多异化而来的语言在中文里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运用。

  然而异化产生的译文能否被广泛地接受,总是有赖于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且其可接受性也只能就一定的阶段而言。归化翻译可以完全避免这个问题,还能充分发挥译语的优势,尽量使译文贴近译文读者。归化的做法是“撇开原文的词语和句法,抓住其语用意义,从译语中选取与原文语用意义相同的表达方式译之”,“这是一种语用翻译,一种文化翻译”。⑦它是“用与原语词语有相同使用频度、但一般都带有某些译语文化色彩的词语来翻译原语词语,其长处在于能使译文读来比较地道和生动。”⑧

  不可忽视归化同样产生了许多佳译。如香港一所大学的餐厅写着“请勿用物件预留座位”,英文译成“Seats shall be reserved for warm bodies only”。译文传达了原文的意义,也兼顾了中英文化的差异,用英语文化的轻松诙谐代替了中文公告的庄重,在这个语言环境里是十分恰当的。又如杨宪益、戴乃迭所译的鲁迅作品《药》中,巧妙地利用了中英文字形的特点,将“阳文的‘八’字”,归化为“an inverted V ”。还如英语谚语“Love me,love my dog”译为“爱人及物”、“爱屋及乌”等。

  笔者认为,异化是总的趋势,归化是现阶段的折衷,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让步。二者之间的矛盾在一般情况下并非不可调和,事实上极端的异化或归化也就不成其为翻译了。译者应该在忠实于翻译职责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寻求平衡点。可以说,异化还是归化,不是一个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更多地是一个“度”的问题,而且跟语言环境息息相关。试举几例:

  来自欧洲文化的“ivory tower”,比喻一种与世隔绝的梦幻境地,在文化交流的作品或环境中经常译作“象牙塔”,词语的典故被文化界广泛认识和接受; 而在典故的文化意义不重要的场合,如译语接受者没有西方文化背景知识时,则不妨回避它,可套用中文里语用意义接近的表达“世外桃源”。

  林语堂的作品“Moment in Peking ”(《京华烟云》)中,毅然从军参加抗日的中国青年学生阿通给父母写了封信,原文是:”My dear parents: I have en listed. What would be the good of a family if there were no country? If every son dear to his parents refuses to go to war, how can China fight Japan? Please do not worry. I shall not come back till we have driven the dwarfs back in to the sea. Your son, A Tung. ”张振玉在翻译时充分考虑了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文体特点,采用归化的手段作了恰如其分的回译:“父母大人尊前,敬禀者,儿已从军。念及国若不存,家有何用? 若为人子者皆念父母儿女之私情,中国将如何与日本作战?祈勿悬念。不驱倭寇于东海,誓不归来。儿阿通。”⑨

  我国观众熟悉的电影《卡桑德拉大桥》中有一个细节:开往巴黎的火车中途改开东欧,犹太商贩乘机向抱怨的乘客推销手表,此处对他的一句台词,译制片的两个版本分别有不同的处理,其一是“我这儿有块卡蒂亚表”,另一是“我这儿正好有块法国表”。大部分中国观众对于卡蒂亚表这种法国名表并不熟悉,异化在此尚不具备充分的条件,所以后者的效果明显优于前者。而在欧洲情况截然不同,这句台词里手表名称的翻译在欧洲其他语言中很可能是不成问题的。

  据说当年周总理陪几位外宾观看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时,翻译作了很多说明也没能让外宾弄懂故事内容。此时周总理提示翻译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外宾于是马上就明白了。10 这里实际上是作了一个归化处理,颇能恰当地说明问题。

  霍克斯(Hawkes)在翻译《红楼梦》时,就在“度”的问题上有些失衡,有时过分强调译文的可读性,而忽视了传达中国文化中某些重要特征的一面。西方人概念中的红色是同殉难和流血相关联的,霍克斯将“红”归化成西方人喜欢的“绿”,“怡红公子”译为“Green Boy”,“怡红院”译为“Green Delights”,甚至书名都回避“红楼梦”而取“石头记”,译成“The Story of the Stone”。他忽视了红色在中国文化里和吉祥喜庆的联系,以及在这部作品中关于爱情的暗示。这样不但失去了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机会,而且可能导致读者对原文产生误解,以为作者暗示主人公“Green Boy”缺乏经验和不谙世故,因为英语中green 一词包含这类联想意义。11此为归化过度的一例。

  结语

  译事本已难,而文化融合涉及翻译的诸多重要问题,给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既要有足够的有关两种语言的知识,又要具备相当丰富的有关两种文化的修养; 既要有准确感受原语文化、语言的领悟力,又要有得体反映其在译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自由驾驭译语的表达力; 既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所有的语言现象,又要从语境出发解决具体的翻译问题……而所有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度”的分寸感在实践中也始终是一个变量。在文化融合的大环境下,我们一方面为可译度逐步提高的前景所鼓舞,一方面感受到社会发展给翻译工作带来的压力,要顺应融合的大趋势、进一步促进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同发展,翻译工作者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参考书目

  ①柯平《文化差异和语义的非对应》,《中国翻译》1988年第1期。

  ② 吕斌《文化进化导论》324―325 页,学林出版社,1994年。

  ③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164 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

  ④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中《翻译与文化繁荣》一文,外研社,1989年。

  ⑤范守义《评翻译界五十年(1894―1948)的争论》,《中国翻译》1986年第1期。

  ⑥彭在义等编《英语成语典故》6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⑦曾宪才《语义、语用与翻译》,载《现代汉语》1993年第1期。

  ⑧/11柯平《释义、归化和回译》,载《中国翻译》1993年第1期。

  ⑨ 舒启全《貌似神合维妙维肖―― 评张振玉译〈京华烟云〉》,载《中国翻译》1989年第2期。

  ⑩刘慧梅杨寿康《从文化角度看旅游资料的英译》,载《中国翻译》1996 年第5 期。

  作者地址:518060 深圳大学大学英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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