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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蓉霞:必须认真反思考试产业

  早报特约评论员 陈蓉霞

  颇受争议的职称外语考试政策终于出现松动,继人事部下发《关于完善职称外语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后,上海市人事局近日作出回应,圈定八类人员可以不参加职称外语考试,两类人员可适当放宽职称外语要求,三类人员可采取考核古汉语和医古文的方式免考职称外语。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民学外语的积极性甚至超过母语学习。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在大中小学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自不待言,如今还流行起所谓“双语教学”。某中学语文老师用英语在课堂上讲授李白的诗;大学更是鼓励教师开设双语课以突出教学业绩,为此,各种资助奖励纷至沓来;在国内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只要有少数外籍学者,英语就成为通行语言,国内学者不得不费力地、词不达意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投寄学术论文,编辑评价文章好坏的首要标准,是外文参考文献是否足够。早报评论员某次投稿,一位编辑认为论文引用的外文参考文献还不够多,评论员强调,所引用的一本重要的外文书正是由本人翻译成中文并出版的,编辑回答,可那已是中文了……

  中国人为学习外语付出的努力超乎异常。但太多的人不见得能听、说、写流利的外语。为什么?因为学习外语的动力不是来自于交流的需要,更不是出于对西方文化的兴趣,而是由各种政策所规定的考试带来的压力使然。于是,大学生进校那天就开始准备四六级考试,早报评论员在高校的教学体会是,一旦等级考试日期临近,学生在课堂上就心不在焉,英语书(或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计算机书)随手放在课桌上。这种外语热更多与不合理的政策引导有关。比如对合格证书的强调;对双语教学的鼓励。一个中国老师费力地用外语授课、底下的中国学生费力地去听这种难以流畅的表达,如此荒唐的教学方式想要达到的究竟是什么目的?除了能给学校贴上双语教学的金字招牌,有何实际用途?

  由政策引导的外语热,还造成人力资源造成的巨大浪费。社会本就有分工,我们为何不能鼓励外语突出、且有兴趣的人专心做些翻译工作,从而让更多的人从单纯的语言学习中脱身而出,去从事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业呢?日本全体国民的英语素质不敢恭维,但日本的翻译出版事业却堪称一流,这就保证了日本与西方接轨走的是快速通道。我们则变相要求人人都把外语当母语来学,于是,职称评审部门强调翻译著作不是原创,作为学术成果似乎就身份暧昧,而七拼八凑弄成的专著才具正宗学术身份,当然脚注、尾注最好要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外文参考文献作为点缀,哪怕它是二手转引的也好。对于这样的专著,有人戏称,读者只有作者和编辑两个人。但在眼下,只要能评职称,有用就是大用。陈嘉映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翻译过著名的《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著),在他的新著《哲学科学常识》中,引用的大多是中文版的外文著作,这种治学风格令人敬佩。因为他没有用外文文献来为自己装点门面,但其思想深度却令读者过目不忘。当然陈嘉映有足够的底气和实力这样做,因为他所具有的外语程度以及专业深度都是无可挑剔的。

  有些事情必须与西方文化接轨,比如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等。但有些东西恰是确认我们民族身份的标志,比如语言文字。还记得一位法国作家写的《最后一堂课》吗?只有亡国奴才会失去使用自己母语的资格。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考证热的背后,其实还有巨大的利益推动。职称计算机考试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为了一张用途不一的合格证书,各类培训辅导教材、辅导班乃至学校应运而生,更不用说还有一个专门的考证机构,这个产业链不知“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它消耗了诸多财力,更有宝贵的人力资源,却养肥了这个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

  需要强调,我们反对的仅是通过考试来强化外语和计算机的学习,而绝非说这种工具不重要。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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