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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

  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

  谭载喜

  近三十年,翻译研究在世界各国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进入八十年代后,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因此,英国现代译学家巴思内特与勒费维尔评论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项成果,是翻译学得以发展为独立学科。”(Lefevere 1992: xi) 然而,我们发现,在这一独立学科里,翻译理论的比较研究却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中西之间的译论比较研究尤不例外。本文的目的,是要把中西之间的译论比较作为专题来加以研究,以期挖掘中西译论体系间的异同,剖析译论比较对译学发展的意义,从而拓宽与充实译学领地,促进译学的更大发展。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上述主题。

  一、中西译论比较研究的意义与作用

  追溯中西译论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这漫长的发展长河中,中西方的翻译理论与思想受制于各自翻译实践的此起彼伏,也经历了时起时伏、曲折向前的发展阶段。彼此的发展规律和历程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各自的理论和思想也都有着不少相似之点。但这些相同和相似究竟在哪里?除了相同、相似之外,中西译论体系之间还存在哪些相异或相悖?两者之间有无高低优劣之分?彼此的特点和特色给我们今天的译学研究又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对于以上种种问题,只有通过在中西译论体系之间进行客观、全面的横向比较,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关于中西译论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与作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出以下几点阐述。首先,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对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全貌,以及它们各自在整个人类翻译史上所占的相对位置,有个较为客观的了解。罗新璋先生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认为:“我国的翻译理论自有特色,在世界译坛独树一帜”。这一结论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作出这一结论似乎已经隐含一个前提,即中国的翻译理论之所以“自有特色”,“独树一帜”,是因为“世界译坛”上尚有其他同样“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存在。只有拿中国的翻译理论体系与其他翻译理论体系进行了比较,我们才能正确地确定各个体系在整个世界译坛上的相对位置。而且,比较越细致全面,得出的结论就越中肯、越客观。

  其次,通过对二个,乃至多个译论体系的横向比较,我们可以捕捉到翻译理论的共性与个性,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它的抽象性与实用性。具体说来,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了解到中西译论体系在互无影响、彼此独立的情况下,在对翻译的原则、方法、程序、标准、操作规则等多个方面的认识上,有着不少互为相通的的理论成果。例如,西方译论肇始阶段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等人即提出“直译”与“意译”的区分,我国译论肇始阶段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等人亦有“改‘胡音’为汉意”与“案本而传”、“不加文饰”的翻译主张; 后来西方又出现了法国多雷的翻译“五方法”和英国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我国则有了严复著名的“信、达、雅”。译论研究的共性规律,从中西译论间的此种相似之中,足可窥见一斑。

  最后,通过比较,我们可以了解到中西翻译理论工作者能从彼此的译论体系中得到哪些启示,以便相互取长补短,促进译事译论的更大发展。

  二、中西译论的具体比较

  在中西译论两个体系之间进行具体比较,我们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入手,采取横向比较,纵向比较以及主题比较三种方法。所谓横向比较即是一种“共时”比较,着眼点有二: 一是比较中西译论体系中彼此对应或基本对应的两个发展时期; 另一是比较中西译论体系中在相同和相近时间里出现的人和事。所谓纵向比较即“历时”比较,着眼点在于比较不同时间和不对应时期出现的人和事。所谓主题比较则是指按照译论主题内容进行的比较,即根据某一译论主题如“翻译原则”、“翻译标准”、“翻译方法”等等,在中西译论体系中进行挖掘,比较各自在历史上对这一主题所提供出来的理论成果。要获得最佳比较成果,对这三种比较方法不可截然分开使用,而是必须予以综合,灵活掌握。

  对中西译论进行宏观层面的比较,可以了解到三个基本情况。第一,就有文字记载的翻译而言,西方第一个主要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高潮都先于中国。不论是从成书于欧洲疆土以外的《七十子希腊文本》(Septuagint) 算起,或是只从欧洲本土产生的第一部译作即古罗马时期里维乌斯? 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 用拉丁语翻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西方的大规模翻译实践史都始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到了公元前一世纪,西方的第一位翻译思想家出现了。古罗马著名学者西塞罗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Deoptimo genere oratorium ,约前46 年) 和《论善与恶之定义》(Definibus bonorum etmalorum ,前45―44 年) 这两部重要著作中,用一定篇幅阐述翻译的有关问题,从而开了西方译论的先河。在我国,虽然《周礼》与《礼记》两部典集关于朝廷翻译官职的记载,确实能够证明我国的翻译活动早已存在,最早的文学翻译也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一世纪的《越人歌》(马祖毅,1984: 3―4) ,但我国第一个大规模的翻译高潮,一直到汉末即公元一至二世纪开始的佛经翻译才出现。在翻译理论方面,我国第一位重要人物是三国时期的佛经翻译大师支谦。据载,大约在224 年,佛经翻译界围绕《法句经》的翻译引发“文丽”、“质朴”两派的争论,随后支谦写了《法句经序》,就佛经的汉译问题阐述了他的思想理念。相比之下,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理论,中西两大翻译体系之间第一个主要发展时期的起始时间,先后都相差大约三百年。但必须指出,这一时间上的差距。并不意味着一个翻译体系因此就优胜,另一个翻译体系就落后。不同的翻译体系起始于不同的时间,这是十分自然的现象。

  第二,中西译论的发展规律有一个基本共同点,就是两者都经历了一个从偏论、散论到主论、专论的发展过程。这里的所谓“偏论”、“散论”,是指对于翻译问题的论述,不是作为有关文论的正题或主题,而是作为“偏题”即主要论题的附属话题而作出的,这些论述或分散于有关文论的各个章节之中,或以序言跋语形式附加于翻译作品之前或后。所谓“主论”、“专论”,显而易见,指的是把翻译问题作为主题来加以专门论述。例如,西方译论体系由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奥古斯丁、德?阿布朗库尔、德莱顿等人“偏论”、“散论”,发展到多雷、于埃、泰特勒、施莱尔马赫、洪堡、巴托以及奈达、穆南、卡特福德、霍姆斯、维尔斯、巴思内特、斯内尔霍恩比、贝尔曼等人的“主论”、“专论”发展而来; 我国译论体系则是由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玄奘、徐光启、严复、林纾等人的“偏论”、“散论”到梁启超、鲁迅、郭沫若、林语堂、傅雷、钱钟书、董秋斯、王佐良、刘宓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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