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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翻译家杨德豫去世

杨德豫 1928年12月12日生于北京,著名翻译家,诗歌编辑。译有《华兹华斯诗选》、《柯勒律治诗选》、《拜伦诗选》、《朗费罗诗选》等。杨德豫翻译的《拜伦诗选》被老诗人、翻译家卞之琳誉为“标志着我国译诗艺术的成熟”。由杨德豫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苑译林”丛书上世纪80年代在文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杨德豫晚年工作照,湖南文艺出版社供图。

80年代杨德豫主编

80年代杨德豫主编”诗苑译林”中的两本,其中《拜伦抒情诗七十首》为杨德豫译。

译有拜伦、华兹华斯等经典诗作,80年代主编“诗苑译林”影响深远

“诗苑译林”刚刚整装出版,老一代主编便已辞世。昨天中午12点49分,1928年12月12日生于北平的著名翻译家杨德豫先生因食道疾病在武汉161医院平静去世,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刘清华对本报记者表示,“杨德豫先生的遗体告别式将于后天举行。”

学界 屠岸:他是英诗翻译高峰

著名翻译家和诗人,人文社前总编辑屠岸听到记者告诉他杨德豫去世的消息后表示,“我很悲伤。前不久她女儿代他给我打电话,说自己患了病,但是他安之若素。”

屠岸表示,“杨德豫先生的诗歌翻译成就非常卓越,他的英诗翻译水平很高。他把英文的格律诗翻译成了中文的格律诗。他的英诗汉译在中国达到了一个高峰。他是遵照卞之琳先生的原则来翻译,目前还没有人能达到他的水平,更不要说超过。卞之琳先生曾说,有些诗歌的翻译,我不如杨德豫。”

鲁迅研究专家,湖南人民出版社前总编辑朱正说,杨德豫的中英文修养都很深,是湖南出版界第一位学者,学问人品俱佳。“他曾经做过《黄兴与中国革命》的责任编辑,作者是黄兴的女婿。这本书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书里面引用了黄兴在辛亥革命期间很多原作,译成中文后核对很麻烦。他找出了原始文献,一一进行核对,恢复了文献的原貌。”

女儿 父亲生前说要回湖南

杨德豫先生唯一的女儿杨小煜说,2011年10月,父亲感到吞咽食物很困难,结果查出食道疾病。12月,自己把父母从长沙接到了武汉治疗。在武汉,父亲做了四次活体检查,但都没有查出具体的病因。2012年6月19日,患有精神病的母亲去世了,这对父亲有一定打击。前一个星期抢救之后,父亲一直说胡话。“22日下午,父亲说要回家,自己以为他是说要回现在这个家,不要在医院待着,就随口敷衍了一下。结果父亲的意思是说要回湖南。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那我先回去了啊。然后他说要吃东西,我就给他喝了半碗稀饭,然后就开始昏睡,睡得很沉很香,三个小时还没醒来吃晚饭,给他擦洗也不醒,再等了两个小时,家里人就发现监护仪上显示的血压比较低,于是护士就采取急救措施。到今天中午12点49分,父亲过世。”

杨小煜还说,母亲是先去世的,是安葬在武汉,父亲生前也没有说,一定要回湖南安葬。父亲的骨灰将和母亲一起安葬在武汉,主要是自己在武汉工作,清明节去祭拜他们的时候也方便一些。

“我母亲患精神病大概有20年,父亲一直不弃不离。他生前很少灌输我为人处世的道理,但是,他的身教已经告诉我应该怎样做人。”说到这里,杨小煜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她哽咽着说,“我父亲这么多年来确实非常不容易,他在人品上非常伟大,我很想念他。”她还说,父亲对自己最大的影响还有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专一专注的精神,对学术,对翻译工作严肃认真,没有一丝浮躁,非常耐心。“父亲生前很低调,不喜欢很热闹和闹哄哄的环境,他喜欢安静。对于自己经历的人生坎坷,他从来不主动对我说,我是通过他写的书,还有他一些朋友才了解到的。”

单位 遗体告别式明天举行

杨德豫生前所在单位为湖南文艺出版社,该社社长刘清华表示,杨德豫先生是湖南出版的“四骑士”之一。假如说,湖南的出版在全国还有一些地位,和杨德豫等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刘清华称,获悉杨德豫先生过世之后,社里成立了治丧小组,自己担任组长。今天,社党委书记和社里一些同事将去武汉,他还要代表中南出版集团,还有湖南出版集团的领导也会去武汉,和家属一起办理后事,遗体告别式将于25日举行。“杨德豫先生生前很低调,曾写过遗嘱,要求不搞这些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但是,我们觉得还是要搞一个。”

刘清华说,湖南文艺出版社要好好继承杨德豫先生留下的精神财富,他的贡献之一就是主持出版了“诗苑译林”,湖南文艺在新的形势下,按照现在读者的阅读需求,重新锻造这个品牌,把这套书编下去。“杨老生前,从来不愿意麻烦组织和单位,有些事情我们还是给他做了。比如,他病重期间,我们赶着出版了他翻译的《拜伦诗选》。另外,我们要在出版集团自己的媒体上,组织一些纪念他的文章,总结他的精神遗产,并发扬光大。现在,已经有一些编辑在做这样的工作。”

■ 随笔

《墓志铭》 杨德豫

墓志铭多数是由别人撰写,但也有死者生前自己撰写的,英国诗人柯尔律治和济慈都有自撰的墓志铭。我付之一炬已指日可待,也想东施效颦,自己来妄拟几句,无奈才力不济,搜索枯肠也写不出来。偶然想起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这样几行:

Then am l,

A happy fly,

If l live,

Or if l die。

这四行警句传诵颇广,小说《牛虻》中也曾加以引用。试译如下:

我活着也好,

我死了也行,

我总是一只,

快乐的飞蝇。

倘若以此为墓志铭,倒也堪称简练。只是“快乐”一词与我并无多少缘分,而英语“happy”又可译为“幸福”,更与我的心境迥不相侔。该换用别的什么词语呢?想来想去,只有“讨厌”一词最为怡切。我从小就讨人厌,在兄弟姊妹当中是惹是生非最多的一个;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都顽劣异常,屡次在课堂上瞎胡闹而遭老师训斥,小学三年级曾被女级任老师当场揪出来,推到教室一隅的痰盂旁边罚站,她说:“你只配和痰盂做朋友!”考大学时,一再违抗父命,一意孤行,以致父亲在日记中写道:“此儿真可恨也!”大学期间为左道旁门所惑,热门子闹学潮而未能专攻学业,对我期望甚殷的老师也为之惋惜不已。1949年成了“戎马书生”,在军中服役9年多,口头笔底经常放言无忌,用语尖刁,为同事们所侧目,赢得了“刀笔吏”和“刀子”的诨名。五十年代后期更不止讨厌,不止可恨,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了阶级敌人,成了贼配军和苦役犯,从英年壮岁直到白发苍颜。“新时期”以来,仍然不思悔改,仍然我行我素,仍然粪土当今万户侯,仍然与时代主旋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注定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阎王。生前讨人厌,死后讨鬼厌,不仅理有固然,也是势所必至。因此,姑且拾人牙慧,将布莱克的诗句稍加窜改,算作我的墓志铭,如下:

我活着也好,

我死了也行,

我总是一只,

讨厌的飞蝇。

呜呼哀哉,尚飨!

2010年12月,八十二岁生辰



来源 :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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