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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翻译困境 翻译大家的远去

作者:李北辰

中国文学翻译困境翻译大家的远去

著名翻译家蓝仁哲先生日前因病去世,让喜欢福克纳的中文读者痛惜不已。时间往前推移,9月9日,在中国拥有众多读者的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郑永慧先生去世,7月21日,“让博尔赫斯在汉语中重生”的最可“信”翻译家王永年先生去世……老一辈翻译家的相继离世,让人担心中国正迎来一个“粗糙翻译”的时代。

翻译不再吃香

上世纪二十年代,翻译家赵景深在翻译契柯夫的小说《凡卡》时,因不了解原文中的古希腊神话故事,将“银河”(Milky Way)按字面意思错译为“牛奶路”,闹了个大笑话,鲁迅还专门撰文挖苦了赵景深,从此“牛奶路”便成为错译的代名词。如今近一个世纪过去,在当下文学作品翻译中,类似错译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着花样儿层出不穷——几乎可以肯定,中国文学翻译在质量上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

如今新一代翻译人才的青黄不接,更是让人担忧。在最近一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等奖项各有所属,唯有文学翻译奖首度出现空缺,理由是参赛作品没有一部达到获奖标准。

毫无疑问,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在异国的重生都要倚赖于翻译。《世界文学》主编同时也是法语翻译权威的余中先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翻译是人类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翻译功德无量,他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摆渡人。”但遗憾的是,这种“摆渡人”的工作在当下非常廉价,除了文学本身的边缘化,稿费过低已成为翻译人才短缺的最大原因——靠稿费无法谋生,这是所有译者的共识。

据了解,目前出版社给译者的稿费大概为60到90元每千字,基本延续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稿费标准,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译著销量和译者无关,这导致外语好的年轻人大多投身商务翻译,只有真正热爱文学,并能从翻译中带来满足感的人还在坚守。“做同声传译一天能挣五六千甚至上万元,这相当于花几个月时间做文字翻译得到的报酬。”余中先坦言。

事实上,即便像王永年这样的老一辈翻译家,稿费也和刚入行的年轻人相差无几。2006年,已近80岁的王永年翻译凯鲁亚克《在路上》时的稿费不到一万元,“从八十年代起就这个价,一直没变过,翻译《博尔赫斯全集》也就不到两万块,那本书用了快两年时间。”王永年曾写道。

面对译者的低收入,出版方也显得很无奈。一位编辑告诉记者,虽然近几年书价有所上涨,但若大幅提高译者稿费,出版方仍然会亏本。

另外,除了低稿费,不受重视是译者稀缺的另一原因。据记者了解,很多有能力的译者同时在大学任职,但大部分高校并不把译著算作学术成果。辛苦翻译一本书,评定职称时用不上,这让很多教授告别了吃力不讨好的翻译工作。

虽有人才,但留不住人才,成为文学翻译最大的困境。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周克希告诉本报记者:“现在世界那么精彩,可以走的路那么多,有些潜在的文学翻译人才没有走这条路,我想也是很正常的。”

机械化翻译

2003年,周克希开始独立重译普鲁斯特的《追寻逝去的时光》(又名《追忆似水年华》)。如今九年过去,70岁的他仅译成七卷中的三卷,并坦言这项工作难以完成。在他看来,“翻译是感觉和表达感觉的历程,而不是译者异化成翻译机器的过程。”但遗憾的是,急功近利的出版环境和人才的流失,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文学翻译成为了像字幕组一样的纯技术行为。

事实上,在出版方和译者的关系中,译者基本处于被动地位。一位出版从业人员告诉记者,现在一本书的出版周期越来越短,一些出版方留给译者的时间往往只有几个月,文学的严肃性正被商业利益取代。

这种现象在经典名著中尤为明显。由于过了公版期(根据国际版权公约,作者去世五十年后,版权处于公共领域,无需购买版权),经典名著成了出版方的香饽饽。记者走访中发现,一些小说译本已达十种之多,译本质量也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将不同译本拼凑粘贴,改头换面重新出版的情况,它们中有的译者翻译一本书换一个名,有的则找不出译者是谁,译者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译者水平不足,读者对译者不信任,稿费过低,人才稀缺,出版环境混乱等诸多现象叠加在一起,互为因果,所以各种“牛奶路”才在书中频繁出现。“好翻译太少了,这不是翻译界的悲哀,而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余中先说。

远去的大师

虽不乏优秀翻译人才,但随着王永年等前辈的离世,呼唤下一代翻译家的集体出现成为文学读者的共同心愿,但如同翻译家草婴先生所说,“从事我们这行,有一条很重要,就是甘于寂寞。”然而,在一个娱乐和商业至上的浮躁年代,做到这点又谈何容易。

即将年满90岁的草婴先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用了近二十年,一个人默默翻译了400多万字的《托尔斯泰全集》。但几年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草婴感言:“像我们这样的译者,现在是吃不开的。”

几十年来,草婴一直没中断过翻译工作,但与同辈的老翻译家一样,草婴每天翻译的很少,平均1000字左右,速度慢得超乎想象,但更难以想象的是他对待翻译的态度。草婴在翻译前,先要把原著通读几遍甚至十几遍,还要做成卡片,譬如《战争与和平》有559个人物,他就做559张卡片,把姓名、人物关系、性格特点等写在上面,并同时熟读俄罗斯历史、宗教、政治、军事、风俗等书籍,最后才开始动笔。

对质量的苛刻,是草婴、董乐山、傅惟慈这代翻译家的共同准则。出版人杨葵在书中回忆了董乐山的一段往事:“商务印书馆当年约他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收到译稿后,编辑部要找人审校。董先生说,愿意审校就审校吧,不过能审校我稿子的人不多。商务还是请人审了,一共只挑出两三处错误,经与董先生讨论发现,还是审校搞错了。”

现在的年轻翻译在追逐效率的社会环境下,已很难做到像这些老翻译家的认真、较真了,就不难想象翻译的质量。

 

他们的生平与翻译作品

蓝仁哲

1940年出生,四川省资阳县人。1963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留校任教。蓝先生曾任四川外语学院院长、中国加拿大研究会会长、“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终评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是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研究专家,并译有福克纳作品《八月之光》、《野棕榈》和索尔·贝娄作品《雨王亨德森》等,今年翻译完毕的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是他最后一本译作。

蓝先生是一个有古风的人,爱读易经,爱喝茶,爱听戏。待人温和,和做学问相比,更强调做人。

郑永慧

郑教授这三十来年,共译六百多万字,三十多部作品。用他的话说,难得有一天休息,春节都在翻译。他的主要译品有:《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九三年》、《笑面人》、《娜娜》、《梅里美小说选》、《厌恶及其他》。他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

王永年

浙江定海人,王永年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外语,1959年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华通讯社西班牙语译审。

王永年翻译了多种世界文学名著,其中翻译的欧·亨利小说畅销多年,并翻译了《十日谈》、《巴比伦彩票》、《在路上》、《博尔赫斯全集》等著名作品,对中国的翻译事业有着重要贡献。

翻译家的一生

-胡泳

20年前,有一次我去外文局宿舍拜访杨宪益和戴乃迭两先生的时候,刚好赶上他们从牛津返京,拿出在牛津照的一些照片给我看,其中有一张是杨先生立在一幢古色古香的房屋窗前的留影。戴先生指着告诉我,那是当年杨先生求学时住过的房间。我不由脱口问道:“那么您一定对这个房间很熟悉了?”杨先生和戴先生都无声地笑了。

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在牛津相识、相爱的,那里有他们美好的青春时光。记得当时杨先生曾对我感慨地说,他们在牛津也算老资格了,回去已见不到几个熟悉面孔。也难怪,屈指一算,自从1940年他们二位离开牛津,半个世纪已悠然逝去。

也是从那时起,两先生开始在翻译园地中并肩耕耘。多少年背负沉重的犁头,换来的是沉甸甸的果实。从屈原到鲁迅,从戏曲到传奇,灿烂的中华文化经两先生的介绍,得以为西人所知。煌煌巨著《红楼梦》,个中滋味,当然惟译者能解。更何况他们不仅是犁过去,还要犁回来——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这“翻译家”的桂冠,不是那么好戴的。

杨先生曾给我看过他手写的一份自述,语气平淡,却有人生的波澜尽在笔底。少时在天津租界读中学,青年时到英国攻读古典文学,抗战中回国任教,解放后由南京到北京从事翻译工作。文革中因与外国人交游较多,夫妻双双被北京军管会逮捕,罪名是特务,儿子患精神分裂症自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杨先生才算能够踏实从事自己喜爱的翻译工作,孰料关键时刻的名士精神又令他饱受折磨。

杨先生说,他这一生治学荒疏,堪称没有搞过什么像样的东西,只是做了几十年的“翻译匠”而已。这番话也许不能仅仅看做是自谦,记得董乐山先生也讲过类似的意思:一生笔耕,从笔尖下泻出的字数何止千万,但都是为人作嫁衣。难道他们都在后悔当初的选择,如俗话所说,“好牛不拉犁”吗?

那个时代的翻译家都有诗人的才情(杨先生晚年写过很多旧体诗),也有能力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教授,然而像杨先生这样的人却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翻译。他自己也说,“在翻译方面,我不能说毫无贡献,但翻译究竟不是学术研究”。然而,在杨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他通过翻译实现的成就,并不亚于撰述性的大师。刘小枫纪念罗念生先生时曾言,翻译可以让我们接触文明中最为高古的伟大心灵,而人类的教育,如果不是向高贵的心灵看齐,必然是向低俗的品性看齐。杨先生(还有戴先生)倾其毕生之力,让中外人士从伟大的古典作品中感受何为“美好的东西”,他们这一辈子,活得值了。

我们这个社会,往往忽视翻译家的作用。例如,教育部门有个可笑的规定,翻译文学名著或学术专著不能算“科研成果”。而且,但凡从事过翻译的人都知道,为这样的工作所付出的心血与可以得到的报酬完全不成比例。然而,没有翻译就没有文化交流,缺少了这个中介,中国文化走入不了异域,异域文化也无法与中国人结缘。它是文化交流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给翻译家以应有的位置,结果就是,劣质翻译充斥于市,人的精神和人的教养得不到好的滋养,更加糟糕的是,对异域文化的误读大量出现。后果如此严重,现状却是,很少有人愿意做一点实际的事情来改变。(作者系文化学者)

蓝仁哲

蓝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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