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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译了《奥林匹克宣言》 ■董强

■董强 中华读书报

  1990年代初,法国资深外交分析专家达马侯爵经过几年艰难、执着的寻

找,在瑞士一位银行家、收藏家的手中,找到了一件令他激动万分的珍贵手稿,那就是顾拜旦1892年11月25日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所做演讲的手稿。在这次演讲中,顾拜旦首次提出了在当时极为超前的呼吁,要求“复兴奥林匹克运动”。这次演讲是法国田径运动联盟成立五周年大会上的总结性发言,年仅29岁的顾拜旦是该联盟的秘书长。达马侯爵作为发现人,成为该手稿的全球传播权利人。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在认真审视了该手稿之后,欣然与达马侯爵一起,将之命名为《奥林匹克宣言》,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派专家,对手稿内容进行辨认,并提供了相应的英语译文。

  从2007年起,该手稿的影印件与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的藏品一道,在中国巡回展览。2008年1月1日,值顾拜旦145周年诞辰之际,《文明》杂志在北京体育大学举办中、英、法三种语言的盛大发行仪式,中国读者终于得以与奥林匹克之父的思想源头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本人有幸,成为该宣言的首席翻译。

顾拜旦《奥林匹克宣言》手稿

  《奥林匹克宣言》一经面世,便成为理解顾拜旦思想体系的重要文献,被视为整个现代奥林匹克机制的基石。一位研究体育文献几十年的专家激动地说,《奥林匹克宣言》的重现人间与出版,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乃至整个体育史上的重大意义,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可以说,这样一个宣言的出版,为理解奥林匹克运动,为理解当今的体育运动,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与人文工具。在4月14日的《光明日报》上,有一篇称赞残疾运动员金晶捍卫奥运圣火的举动的文章,就非常恰当地引用了《宣言》中一段精辟的文字,从而显得有理有据:“一个民族的精神、志向和习俗,直接影响着这个民族对体育运动的理解和所采用的组织方式,其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从我个人来讲,《奥林匹克宣言》的翻译一下子让我觉得与顾拜旦近了,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源头近了。从此以后,在我心中,体育运动再也不只是一种竞技与身体的练习,奥运会再也不仅仅是一种世界上的几大赛事之一和令全人类狂热的体育盛事,它具有了全面的人文涵义。值此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特将《宣言》的发现与传播过程中发生过的一些故事在此道来,以贻读者。

  发现篇:达马

  达马侯爵是位非常可爱的人物,而且这种可爱写在了脸上。圆头圆脑,这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而“圆融”,也成为他的一大个性。他与他心仪的顾拜旦先生一样,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居住在法国最令人羡慕的王宫凡尔赛宫的附近。他退休前的职业与众不同,官方名称叫“外交分析专家”,根据他的讲述,我的理解是,他是一个不受政府管辖、具有独立行事能力、能够为一

中文版《奥林匹克宣言》封面

些国家在遇到外交麻烦时提供策略与对策的人,略有点像春秋战国时的那些“纵横家”。我个人在此之前从未见过类似职业的人。

  粗粗算来,那时的达马先生恰好到了退休年龄,开始为自己的一生做总结。他想来想去,觉得自己的一生投身在了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之中:谋求和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继承了父业。他亲口告诉我,他的父亲曾经参与了1917年的一次在联军与奥地利之间的谈判,希望马上结束战争。结果,谈判没有成功,战争又持续了近一年半,又有数十万生灵遭受了涂炭。从小亲眼目睹过二战暴行的达马,对战争深恶痛绝。在职业生涯中,他痛心地看到,即使联合国这样的机构,也由于种种实际原因,无法起到真正消弭战争的作用。于是,他将眼光投向了中立的大型国际机构:国际奥组委。他发现,在这样的机构的努力下,一种超越于国家之间直接利益的普遍价值正在形成。他开始对奥运会体制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对现代奥运会之父顾拜旦的生平与作品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与研究。

  达马是个充满诗性的人,他坚信,建立奥林匹克体制,一个如此宏大的理想,不可能没有最初的火花,正如喷薄而出的红日,肯定有它最初的一道红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了顾拜旦最早公开提出要复兴奥林匹克运动,是在巴黎索邦大学的一次演讲上。这次演讲的内容,无人得知,因为当时顾拜旦的想法太超前了,没有人记录下来,也没有人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追踪报道。只有一名记者,在一张报纸上简短地提到了此次演讲,并摘引了演讲的最后一句话:“复兴奥林匹克运动”。

  顾拜旦的大部分手稿,均由顾拜旦家族的后人、纳瓦塞尔家族捐赠给了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达马在里面查询了很久,也没有发现一份手稿,可以让人联想到此次演讲。于是,他开始了自己孤独的寻宝历程。

  1990年6月的一个晚上,他接到一位德国商人的电话,说好像听人提到过这一手稿,但没有其他更多的信息。他前往苏黎世,拜访一位老人。被他的激情所感动,老人最后给了他另外一位大收藏家的地址,并写了一封举荐信。那人拥有许多欧洲最珍贵的手迹,却连自己也不清楚有些手迹的真正内容。达马第二天就前往日内瓦,将信将疑地等待那人的答复。结果,收藏家的女儿亲自来到旅店接他,将他引到了一处绿荫丛中的私宅。那人是位大银行家,在对他的来意进行严格审查之后,将达马带到了自己的银行。在最坚固的保险柜中,在一大堆珍贵的资料之间,一叠14页的手稿出现了,上面是顾拜旦清秀的斜体字母手迹。达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回忆说:“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一个让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特殊瞬间。我已到达我的心愿之泉的边缘。那是一种与心灵吻合的喜悦之情,宽慰我的心智。”

  顾拜旦的珍贵手稿,就因为几乎无人知晓,反而逃过了可能的劫难。正如达马所说,它们从“被迫幽禁的状态中受益,更好地抵御了时间的侵蚀,也没有经受拙劣的处理。”顾拜旦直接将演讲稿写在了一些废弃的报名表上,这些报名表是顾拜旦在三年前组织的“在教育中推广体育的大会”时使用的。可以看到,当时的会费为5法郎,必须直接寄到巴黎的乌迪诺大街,即顾拜旦当时的住所。由于表格一般都是普通纸张,略微有些保存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它们裸露在光线之下,久而久之会碎裂,最后化为尘土。

  手稿还留下了许多谜。其中的一个就是,在首页,有一个明显与顾拜旦的字体不同的标题,表明它是顾拜旦“于1892年11月25日在索邦大学为庆祝田径运动联盟成立五周年的演讲”,在提到“五周年”时,用了一个法语词,意思却是“五十周年”。而且,“法国田径运动联盟”的缩写也写错了一个字母,应该是USFSA,标题中却写成了USTSA。据达马先生推测,那很可能是一位刊物的编辑,或者类似的人所加的标题。由于顾拜旦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思想过于超前,当时又没有人做真正的报道,顾拜旦很可能将手稿交给了一家刊物,以冀全文刊登。后来,在编辑加了一个提示性质的标题后,该手稿终究像一篇被刷下的稿件一样,没有能够刊登。后来就几经周折,神奇地躺到了瑞士的保险柜中,等待着达马的造访……

  牵线篇:郭凝

  2002年初春,热心中法友好交往的郭凝女士,应邀出席了德・加彪勒将军的家庭晚宴。在温馨的气氛中,她结识了将军夫人雅妮的好朋友玛丽亚女士。玛丽亚向她讲述了顾拜旦的《奥林匹克宣言》的故事,并透露了《宣言》手稿尚在人间。尤其令人振奋的是,手稿的传播权利拥有人达马侯爵正在选择首次展览这份珍贵文献的国家。郭凝从事记者生涯很久,马上对这个信息产生了兴趣,要求玛丽亚将她介绍给达马先生。不久,郭凝就看到了14页的《宣言》手稿。当时在巴黎同时进修文明史专业课程的郭凝立刻感到了该手稿的重要性,意识到自己面对着的是神圣的现代奥运起源。

  多年的新闻敏感促使郭凝无法袖手旁观。她从心底发问:为什么这份价值无限的历史文献在国际奥委会发布之后这么多年没有传遍世界?!她迫不及待地登门拜访达马侯爵。告诉他,2008年的北京奥运提出了“人文奥运”的理念。她诚恳地希望达马侯爵把《宣言》向世界传播的重任交给中国:如果《宣言》通过雅典传播,它还是没有走出欧洲;如果在美国传播,它还是没有走出西方;如果通过中国传播,它将真正走向世界……

  5年间,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都希望《宣言》能够由他们国家向全球首发,都在用充足的理由游说达马侯爵。郭凝和朋友们则鼓励着达马侯爵,让他到中国来。由于达马先生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有文采的、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他对翻译的要求极高。为了说服达马,证明自己有着坚实的学术与外语力量作为保证,郭凝找到了我。我当时刚刚回国工作不久,我在巴黎的一些翻译工作给一些朋友留下了一定的印象。我与郭凝还有过一次合作。那一次,她组织了一个中法市长论坛。我独自一人全程翻译了两天的论坛与所有的讨论。等代表团踏上了飞机,我就病倒了。不知是出于愧疚,还是相信我的能力与职业精神,郭凝坚决认为,翻译此手稿的工作,非我莫属。出于工作需要,她建议成立由我、她,以及原北京市长、著名历史学家邓拓之子邓壮三人组成工作小组,由我来负责翻译工作。于是,我向达马写了一封法语长信,表达我们三人的愿望与决心,同时也向他暗示,我们有足够的实力,来完成这一工作。

  就这样,达马侯爵最终同意了郭凝的提议,同意由我们来翻译。几经周折之后,在国际奥委会、北京奥组委和法中友协、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北京侨办、中国侨联、北京侨联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下,他于2007年5月11日授权《文明》杂志,以中、法、英文发表,使封尘百年的奥林匹克思想精髓由中国传向世界。

  翻译篇:董强

  说实话,并不太热衷于体育、又比较喜欢清静的我,主观上感觉奥运和我没有太大关系,原打算2008年的暑假就到外地去,或者找个地方安静地做点学问。如今,我哪里也不去了,就在北京,时刻关注奥运会。因为,翻译《奥林匹克宣言》,让我与奥运会一下子近了许多,而且,我从心底里感到,《宣言》的发现与传播,可以让我国人民看到奥运会的人文一面。同时,《奥林匹克宣言》可谓世界最重要的几大文明宣言之一,它的发现就像发现甲骨文和敦煌文稿一样,是人类科学文献史上的大事,像我们这样的学者、译者,一辈子也许都碰不上,作为《宣言》的第一译者,我真的感到十分幸运。另外,《宣言》在中国发表,也是我国作为奥运会主办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因为,说到底,世界上每四年都有一个国家在举办奥运会,我们只是坐上了一班可以说非常晚了的车。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国家,也是数目不少。我个人一直觉得,我们要“举办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届奥运会”的说法,有欠考虑。但是,假如我们能够从奥运会的根源上去理解它,为它带来人文的一面,为对它的解读提供我们独特的文化视野,让全世界人民都对顾拜旦的这一《宣言》有新的认识,为未来奥运会的举办提供新的理论基础,甚至为将来奥运会的神圣仪式提供新的灵感,那么,我们的奥运会就会增添一些新的意义,与往届都有所不同。翻译是所有这些的基础。

  正式的翻译工作从2005年开始,历时3年。《宣言》翻译要求相当严谨,我身感使命重大。就在即将付印前,我还追到《文明》杂志社,修改了最后几个译词,以最大程度地保证译文的权威性与严谨性。记得郭凝收到我的译稿后立即发来祝贺信,她对我说:“我了解你付出的是什么。”要将19世纪顾拜旦博学多才的演讲稿,转变成21世纪朗朗上口的中文译文,难度太大了,考虑到宣言的公共性质,后来,我同意郭凝的提议,在翻译工作小组中,又加入了另外两名成员:居住在法国的台胞周文仪和北京奥组委宣传部的柴华。

  翻译是一个深度阅读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发现、逐步深入的过程。顾拜旦的讲演内容十分清晰、精辟。作为一个五周年的工作汇报,他的演讲内容无非是回顾过去、分析现状、布置今后工作的“老三篇”。台上激情澎湃,台下难免昏昏欲睡,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那将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演讲。可是,在翻译过程中,我仿佛看到顾拜旦在重读演讲草稿时皱起的眉头,觉得结尾乏力,便用力划去第五部分的官话、套话;我仿佛看到了顾拜旦对西方列强向国外输送的是军队而不是“划浆、赛跑和击剑选手”而感到愤怒,最终重写了第五部分,向人们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召唤:“实现一个以现代条件为基础,伟大而有益的事业:复兴奥林匹克运动。”

  确实,“和平”这个关键词贯穿了整个演讲内容,从反对德国军国主义体操,到担心华盛顿政府“会是一个轻易开炮的政府”,顾拜旦的真正天才,是将“奥林匹克精神”与“奥林匹克休战”的伟大传统融合在了一起。顾拜旦发出“奥运休战”召唤是1892年,两年后,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半个世纪后,德国纳粹几乎摧毁了欧洲文明;而100多年后,美国政府还在“轻易开炮”。翻译这样一篇在奥运历史与人类文明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文字,怎么不会浮想联翩?这是一个激情澎湃的过程,也是反思历史、珍惜和平的过程。

  直接看手稿,哪怕是影印件,可以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乐趣和发现,就像欣赏古人的书法作品一样。有些东西,由于没有进入正文,所以无法翻译出来,却同样意义重大。在最后一页手稿的背面上,也就是在印有表格文字之处,有一些非常简洁的、具有提示性质的词语,应该是顾拜旦在手稿写成之后,觉得意犹未尽而加上的。其中最后的几个词中出现了“业余性”一词。众所周知,这是顾拜旦对奥林匹克运动的重大贡献之一,他坚决反对过度的职业化,因为预感到因此可能会带来种种难以避免的恶果。但这个词在正文里并没有出现。我们也无法知道,顾拜旦在演讲中有没有就此有所发挥,因为,我们无法得知,顾拜旦是全文照读了,还是有所发挥。最后,还有一句简短的概括,则让人再次感到顾拜旦的伟大:“以上是主要的线条0战争与和平。”它让我们认识到,在顾拜旦当时敏锐的思路中,不仅想到了奥林匹克,想到了未来,而且还想到了自己最根本的追求:和平。

  不是题外话的感触

  饶有兴趣的是,在顾拜旦的演讲中,在他分析到的大陆中独缺少了亚洲(除了作为英国的远东殖民地的香港)。假如我们回想到1894年甲午战争的爆发,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顾拜旦的视野还不可能转移到“东亚病夫”这块大陆上来。然而,115年后的今天,《奥林匹克宣言》从倡导和谐世界的中国向世界传播,顾拜旦如九泉有知,“当惊世界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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