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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尴尬和委屈――汪剑钊

最近,人们对翻译工作的批评逐渐多了起来。这自然是好事。但在众多的批评中,我仍然感到,似乎缺少那么一点对译者的理解与宽容。这里,我想站在译者的立场上,讨论一下造成劣质译文的原因之一。

  对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来说,他必须具备两种语言的操控能力。第一种自然是对他意欲翻译的语种的掌握,这种掌握除了对该语种的语法、修辞等项目的熟练,同时还要求他了解该语种背后的整个文化构成,包括它的历史、政治、宗教、伦理,以及形形色色的风土人情等。第二种则是最基本的,但实际也经常被忽略的语言能力,即熟练运用译文所呈现的语种。有过翻译实践的人应该都清楚,要达到上述这两条,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在翻译中,职业道德要求译者必须去寻找精确描写的唯一的词。只有这样,他才能无愧于“翻译”,而不是“改写”。如果有人采取省略不译的做法,就等于是在“偷工减料”。

  人们常常把编辑的工作比喻成“为他人作嫁”。殊不知,译者承受的辛苦和压力恐怕更甚于编辑,他往往被派定了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的处境。在出版社或杂志社的催逼下,我们的译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夜以继日地进行文字的转换和缀连工作,千辛万苦地完成一件新“嫁衣”―――译文。如果成功了,人们大多记得的是作者的名字,倘若不幸失败了,译者需要承担的罪责可就大了。在国外,以对某部名著的翻译获得研究基金的资助是常见的事,甚至还出现过以翻译某部重要的作品取得博士学位的例子。

  在国内,我们也常常可以听到不少肯定翻译的重要性的言论,例如,“如果没有文学翻译,中国新文学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收获”;“一部好的翻译著作,其影响可能大于很多平庸的同类专著”等等。

  但是,在这些肯定翻译工作的言论的背后,整个社会对翻译工作者的忽视,却是令人心寒的。前述对翻译的基金资助几乎阙如,不但如此,而且在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翻译著作通常不被认作科研成果,即便是承认,它们的分值也远远低于论文和专著。而在与翻译联系最密切的出版界,这种现象似乎就更严重了,封面上有作者署名,没有译者署名或者把译者署名不负责任地弄错的图书,几乎俯拾皆是。至于奖项,与名目繁多的小说奖、诗歌奖、散文奖相比,极少有翻译奖的出现,偶尔设立,也只不过起个点缀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当一批优秀人才的翻译冲动就被人为地抑制住了。但与此同时,由于翻译尚可以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遂诱引一部分素质较差的人员进入了该领域,他们与部分急功近利的编辑“狼狈为奸”,炮制出了不少低质、劣质的译文。

  我吐了这么一番苦水,是期望从一个基本的层面入手,改变“低酬报、低产出”的现状。确立一个良好的制度,既注意培养从业者的自律态度,也自外部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从而滋养起这部分人的敬业精神,让他们安心并乐于翻译的工作,同时不断吸引出色的人才充实这支队伍,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整体的翻译质量。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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