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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徜徉在俄苏文学中

  世界上只有不朽的著作,没有不朽的译文。……旧的译文终将被新的译文所淘汰,我的译文也将被淘汰,我将衷心欢迎。

  蓝英年,著名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研究者。译著有《滨河街公寓》(与人合译)、《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阿列霞》、《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亚玛街》、《回忆果戈理》、《日瓦戈医生》(与人合译)以及中短篇小说数十篇。

  我是什么时候接触俄苏文学的?大约在1946年的春天。因为手头有一本《列宁故事》,是1946年在张家口新华书店买的。记得同时还买了一本华西列夫斯卡娅的《虹》,但书已丢了。没想到这两位作家恰恰是苏联两类作家的代表,挨整的和得意的。左琴科是苏联杰出的幽默作家,他的作品在上世纪20年代几乎家喻户晓,深受苏联各阶层人民的喜爱。1946年左琴科同阿赫玛托娃一起受到日丹诺夫的严厉批判。《虹》的作者华西列夫斯卡娅是乌克兰作协主席、剧作家考涅楚克的妻子,他们夫妇都是斯大林的红人。华西列夫斯卡娅的《虹》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考涅楚克夫妇多年驰骋文坛并非因为作品的本身,而是因为斯大林的宠爱。如今这对作家夫妇早已被人遗忘,而左琴科至今仍是俄国人民以至世界人民所喜爱的作家。这当然是现在的看法,当年不仅两本书都读得津津有味,还被《虹》所打动呢。以后陆续读过《日日夜夜》、《团的儿子》、《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恐惧与无畏》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但还不能说爱上苏联文学。

  我真正对俄国文学着迷是在高中时期。先读了鲁迅翻译的《死魂灵》、孟十还翻译的《密尔格拉得》和耿济之翻译的《巡按使及其他》,接着又读了巴金、丽尼和陆蠡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烟》和《处女地》,完全被俄罗斯文学征服了。我对翻译果戈理和屠格涅夫的译者们充满敬意,是他们把俄国伟大作家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现在有了新译本,人们对老译者们淡忘了,但我始终铭记并感谢俄国文学翻译的先行者们。这期间我还读了孟十还翻译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这是一本七万多字的书,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我被书中丰富有趣的内容所吸引,走进果戈理创作的实验室。后来知道鲁迅先生也很看重这本书,他曾建议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倘能译到中国来,对文学研究者及作者,是大有益处的……”也许孟十还正是根据鲁迅先生的建议译成中文的。这本书使我对果戈理有了初步的理解,更加迷恋他,想学好俄语阅读他的原著,甚至暗想有一天翻译他的作品。这本书对我1951年报考人民大学俄文系不无关系。但我没有翻译果戈理的作品,除没有机会外,也没有翻译果戈理作品的功力。但我翻译了《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初次读的时候,有的地方就读不懂,那时并没想到译者可能译错,只怪自己水平不高。大学毕业后俄语水平提高了,再读时便断定译者译错了,如把“人物”一律译成“英雄”,一群面目可憎的地主都变成“英雄”。俄文中“英雄”和“人物”是一个字,两个意思。应当重译,可到哪儿去找原著呢?20年后才找到原著。1977年到福州参加鲁迅译文序跋注释讨论会,认识了戈宝权先生。闲谈时提到这本书,他说1935年到苏联采访时买到过,回北京后替我找找看。回北京后他果然找到了,我得到书喜出望外。对照原文看孟十还的译文,果然错译、漏译的地方不少。我无意指责先行者,他们那时的工具书比现在少得多。我只想完成鲁迅先生的遗愿,给中国读者一个较完备的译本。于是我开始译这本书,1980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印刷了四次,可见受到读者的欢迎。五年后自己中外文水平有所提高,重读旧译,发现自己的译文也有不少毛病。我又从头到尾校订了一遍,1987年再版,印刷了三次。1997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一次。世界上只有不朽的著作,没有不朽的译文。随着时代的前进,语言也随之发生变化,旧的译文终将被新的译文所淘汰,我的译文也将被淘汰,我将衷心欢迎。

  在那次鲁迅译文序跋注释讨论会上,我有幸结识了翻译家蒋路先生,他把我引入译苑。他约我翻译库普林小说,并亲自把原著和有关库普林的材料送到我家。在确定篇目时,他指定两篇,其余由我选。他亲自看我试译的两万字,然后指定姚民有先生担任该书的责编,发现问题与我商量。蒋路先生还把我译的《冈布里努斯》收入他主编的《俄国短篇小说选》,我译的《阿列霞》也被他列入文学小丛书出版。蒋路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为人、治学和培养后学的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今天还有没有这样提携萍水相逢的后学的编辑呢?但愿还有。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渐渐熟了,有时路过出版社上去喝杯茶,聊聊天。没想到竟聊出《日瓦戈医生》来。一天,我在编辑部聊天,编辑冯南江说,《日瓦戈医生》根本没有原文本,西方的译本都是从意大利文转译的,谁也没见过原文。我说我见过,他不信。我说不仅见过,还有原著。在场的编辑都惊奇地望着我。蒋路问我:“你真有?”我说明天就带来给你们看。我真有《日瓦戈医生》的原文本。我有个叔叔侨居法国,1945考入联合国秘书处担任翻译。因为我父亲的关系,1950年回国探望长兄。中国有关部门请他从美国寄些最新科技材料来,寄到我名下,他们派人来取,邮局不检查。1958年秋天我在青岛李村劳动锻炼,在山坡上看到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西蒙诺夫等人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反动小说”《日瓦戈医生》的长文。说来惭愧,我这个学过苏联文学史的人,居然没听说过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我动了好奇心,写信请叔叔给我寄一本《日瓦戈医生》。冬天回北京休假,看到叔叔寄来的一捆书,打开一看,竟有一本原文版的《日瓦戈医生》。文革期间我把这本书同列宁和斯大林的书摆在一起,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居然骗过红卫兵,保存下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看到《日瓦戈医生》惊呆了。蒋路马上拍板:“翻译!你来译!”我没有思想准备,并知道这本书难译,提出找个合作者,蒋路同意了。帕斯捷尔纳克是诗人,诗人写的小说最难翻译,所以这本书并没译好。没译好还有另一个原因,是批精神污染的时候,出版社泄气了,我们也停顿下来。直到一天出版社副总编辑带着三名编辑到家里找我,在挂历上打了个钩,限定这天交稿,我们便像上了发条似的干起来。这本书后来漓江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再版过,我在文字上做过两次修改,但书中仍留有赶译的痕迹。

  1989年至1999年我没译过书,时间都用在写随笔上了。1989年我到苏联教汉语,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比如法捷耶夫是自杀身亡的。法捷耶夫是无产阶级作家,为什么会自杀呢?我学苏联文学史的时候从未听说过。苏联战后的生活真像《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所描写的那样到处莺歌燕舞?我产生了很多疑问,想弄清楚。于是开始搜集材料,这是件非常吃力的事。材料搜集到后,鉴别真伪更费事。我带着一箱材料回国,并没想整理发表。人总有表现的欲望,我在同董乐山先生和舒展兄聊天的时候,忍不住把自己对苏联作家的新看法说出来,他们两位都听得津津有味,并一致叫我写出来。我写随笔是他们逼出来的。现在我已年过古稀,再让我搜集材料,鉴别真伪,梳理成篇,已经没有勇气,也没有精力了。

  我又译书自娱,只译自己喜欢的作品,不接受出版社的选题。我喜欢文学回忆录,从中可以看到真正的历史,而不是粉饰过的历史。既然自娱,就不赶时间,不签合同,一天能译多少就译多少,遇到好书就放下不译。译的过程尽量体现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化”字。译完能出版当然更好,不出版也没关系。前年我翻译的一本文学回忆录《塞纳河畔》已由百花洲出版社出版。今后除两篇必定要写的怀念前辈的文章外,余下的时间仍有意翻译文学回忆录。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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