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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宏安:翻译家的幸运生涯

我小时候学习成绩就特别好,可是初中毕业后却上不了好的高中,其中的缘故说来话长。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长春上的,长春的初中参加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大辩论,这在其他的地方是很少见的。

  学校鼓励学生贴大字报,初三的孩子自然是什么都不懂,就到别的学校去看,看了回来自己写,写的内容是“工农生活差别大”、“苏联援助中国不是无私的”、“海参崴是中国的领土”等等。

  到了大辩论的时候,我因为坚持所谓的“反动观点”,毕业时的操行评定得了“丙”,如果不是年纪小,可能就被打成右派了。最后,我连一般学校都上不了,只能去了一所新建的高中。不过,这件事情对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新学校里有一批因1957年的事情上不了好学校的同学,他们学习好、有思想、对事情有独立的见解。

  我在新学校里过得很愉快,有了几个新朋友,我们在一起谈文学,写诗,偶尔也谈谈政治,如果是现在,怕都成了校园诗人了吧。但是,那时我虽然只有15岁,已经领教了什么是“阶级立场”,没有了盲目的乐观主义了,对社会有了自己的看法,而不是老师、领导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了。

  高中毕业考大学时,我报了北京大学,并且宣称,如果考不上北京大学,就到农村去,别的学校一概不去。我喜欢法国文学,喜欢斯丹达尔、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等人的作品。当然,我也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之所以没有报考中文系,是因为我幼稚地以为,我的母语是汉语,没有必要再到大学里去专门学习。

  大三或者大四,我和几个同学办了一个壁报,名字叫做《小红花》,刊登我们的译作和对法国文学的评论,在同学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也引起了系里的注意,认为是学生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幸亏我们很快就去“四清”了,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一位系副主任还把这件事搬出来,说是系里本来打算处理的“学生中的思想问题”等等。

  舍南舍北皆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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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二炮到新华社,再到社科院,郭宏安继续着他的幸运。而在这一切幸运生涯后面,是读者的幸运:他们收获了一位优秀的翻译家。

  说起来有意思,虽然大学期间我被当做白专典型受到批评,毕业分配还是被第二炮兵选中了。那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同学都到农场了,分到部队是最好的出路,在这一点上我还要感谢部队“惟成份论”的政策,我能到部队完全是因为我的工人家庭出身。

  我在部队呆了整整八年,法文用不上,更不用说文学了。因为能写,工作能力也不错,在部队很受领导器重。为了留住我,部队领导曾经向我许愿一旦部队外事工作正常运转,就让我到驻外使馆去工作。但是这些都不是我要走的路,我不愿意丢弃我在大学里学的专业,不愿意放弃我的理想,就申请转业了。我的转业并不容易,二炮司令部党委开了三次会呢。

  当时的新华社非常需要法文专业又是党员的人才,派外当记者。为了把我调到新华社,新华社对外部的一位领导到二炮跑了许多趟。我调到新华社不到半年,就把我派往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法文,是我国“文化大革命”后派往西方留学的第二批学生。其实,当记者也是我的一个理想,中学时还写过一篇作文《我的理想》,就说长大了我要当一名记者。

  可是两年后我回到新华社,正赶上恢复研究生招考,半年以后,我就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一名研究生,那时我已经35岁了。后来遇到新华社一位管人事的朋友,她说:“新华社做了一桩赔本的买卖,把你送出去留学,刚一回来你就跑到了社科院。”

  我还是没有抵挡得住文学的诱惑,虽然钱不多,但我不后悔,因为我做了我喜欢的事。

  重扬《恶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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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宏安最著名的一本译作大概就是《恶之花》。这本在10年前出版的书开了文学名著插图本的先河。

  上个世纪的30年代,波德莱尔在我们国家鼎鼎有名,但解放之后他就销声匿迹了,除了上世纪60年代初在《译文》上露了一面。他的作品被完全否定,说他太颓废,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我的论文和译文在恢复波德莱尔的本来面目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日内瓦上学的时候,我就学习过波德莱尔的作品,所以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作的是《论〈恶之花〉》,诗只是译了部分为我论文所用,没有翻译整首的。上世纪80年代末,我把15万字的论文交给漓江出版社,但一放就是几年,他们犹豫,怕赔钱,但也不肯放弃。

  后来,他们的主编刘硕良先生和我商量了一个很别致的方式,让我在论文后面附100首诗,再配上一些插图,这样,论文在前,但它是序,诗在后,但以诗为主。

  没想到这个非主非宾、亦主亦宾的形式居然取得了成功,书大概印了七八万册。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家大的电信公司工作,我的译文集出版后送了他一套,他看到之后,激动不已,特地打来电话诉说《论〈恶之花〉》对他的“震撼”。

  有一个深圳的文学青年,给我写了好几封信,说他读了《恶之花》之后很感动,还把他写的诗寄来给我看,但我没有给他回信,首先我很难评价他的作品,不能给他泼冷水,而且我也不想鼓励一个人走上文学道路,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天分,你给他鼓励反而会把他引入歧路。

  《红与黑》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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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与黑》大概是译本最多的一种法国文学名著。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很难评价郭宏安的译本应该在10多个译本中占据如何的位置,但这本书在一位翻译家心目中的分量却是不言而喻的。郭宏安比斯丹达尔幸运,他过上了自己想过的幸福生活。

  《红与黑》的翻译,可以说是实现了我的一个夙愿,一个从1963年就埋藏在心底的夙愿。

  1957年之前,对中国青年影响最大的书是《红与黑》和《约翰・克里斯朵夫》,也许还可以加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来批判个人主义和个人奋斗,《红与黑》首当其冲,1959年出版过一本批判《红与黑》的书,“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还说《红与黑》是“黄色小说”。

  多年来对这本小说的看法是片面的,态度也是不公正的,而且已有的版本也嫌太老,所以当译林出版社找到我,约我重译时,我考虑了几天就答应了。我译的《红与黑》只有40万字,比别的译本少了5万字,而且只用了5个月,在别人看来也许觉得我译得太快了,可是他们怎么知道我在心里已经把《红与黑》翻了30年呢。

  中学时候我就看过《红与黑》,当时以为这是本励志小说。后来,我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就试着从原文接触文学作品了,读了译成法文的《伊利亚特》、《奥德修纪》、《红与黑》、莫泊桑的小说等。

  学校开过一次关于《红与黑》的座谈会,好像是由《中国青年报》的主编主持的,我在发言中说:“于连是值得同情的……”那位主编说:“你的观点很有意思,继续谈谈。”我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陷阱,就不再讲了。

  那个年代,于连的话题是一个禁区,更不用说是同情了。十年以后,在北京图书馆碰到一位北大英语专业的同学,他对我说:“你不就是那个说于连是值得同情的郭宏安吗?”现在想起来,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发生在那个年代居然会在人们的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红与黑》的主题是人怎样才能幸福?斯丹达尔认为一个人不能有过多的钱财,也不能没有钱,过少要仰人鼻息,过多有其他的烦恼,钱刚好能看书、谈恋爱、和看歌剧就够了。我和斯丹达尔的想法一样,幸福生活对于我来说就是能看书和写作足矣。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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