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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翻译大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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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1966年 9月 3日凌晨,傅雷和妻子朱梅馥一起离开了人世。

作为翻译家,人们说傅雷“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他向国人译介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影响了不止一代人。

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

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

傅雷一生痴爱艺术,他欣赏艺术的美,常常有独到的发现和感悟,似乎比别人多了一双慧眼。他总能感受到艺术美的精魂,引发起感情的汹涌澎湃,因为他有一颗天真单纯的心灵。他像是活在艺术美的世界里,孜孜地追求完美的艺术境界。

今天,我们打开尘封的历史,怀着满腔的敬仰来品读一代翻译家的一生,以示纪念。

学子峥嵘 浴德自修—孤独的少年时代

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于上海市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 (现南汇区航头镇王楼村五组傅家宅)。族中长者以其出生时哭声震天,据《孟子》“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而取名“怒安”。后因大发雷霆谓之怒,故又取名“雷”。

傅雷父亲傅鹏飞,名光祖,任教于周浦镇扬洁女子中学。1912年傅雷4岁时,傅鹏飞被土豪劣绅诬陷,入狱3月,患上肺痨,出狱不久,以含冤未得昭雪,抑郁病故,年仅24岁。其间母亲将全部身心用于为父亲翻案,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无人照看,相继夭折。面对家道剧变,母亲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傅雷身上,为使傅雷受到良好教育,办完丧事后,效孟母三迁,毅然携子离开闭塞的乡下,搬至十余里外素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浦镇。这对傅雷的人生道路,是关键的一步。

母亲注重傅雷的启蒙教育,傅雷7岁时,母亲请来老贡生傅鹤亭讲授四书五经,还为其延请老师教授英语。“五四”运动爆发后,母亲受到新思潮影响,送傅雷到小学读书。母亲平时对傅雷管教极严,甚至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

1921年,13岁的傅雷以同等学力考入教会学校上海徐汇公学 (今徐汇中学),学习了3年法语,为日后留学法国打下了语言基础。

1926年秋,18岁的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由于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面对国内血雨腥风的政治形势,加之对国内大学教育的失望,在留法勤工俭学归来的表兄顾仑布的影响下,傅雷产生了留法念头,然而遭到母亲反对。毕业于中西女中的姑母傅仪较为开明,会同表兄顾仑布一起,说服了母亲,但唯一的条件是临行前筹办傅雷与朱梅馥订婚事宜。

1927年的最后一天,傅雷告别母亲和亲友乘上法国邮船安德烈·勒邦号赴法,自此翻开了生命中新的一页。

1928年9月,傅雷考入巴黎大学文科,除主修文艺理论外,常到博物馆、艺术馆揣摩艺术大师们的不朽名作,而且与刘抗、刘海粟夫妇和法国画家阿尔培·裴那等文艺界人士过从甚密,为其以后的文艺理论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留法期间,傅雷开始了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赤子归来 江声浩荡—留法归来的傅雷

1931年秋,傅雷与刘海粟夫妇结伴回国,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语。

1933年9月母亲病故,傅雷辞去教职,自此埋首书斋,专心翻译。在美专期间,傅雷翻译了《罗丹艺术论》,作为美术讲义,又与讲课同步编写了《世界美术史讲义》。

1932年1月,相恋多年的傅雷与朱梅馥成婚。自此相濡以沫,共历34载。朱梅馥慈爱温柔,贤惠能干,在傅雷的翻译生涯中,她始终默默地陪伴着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1932年2月,傅雷为欢迎乔治·萧伯讷来华撰写《乔治·萧伯讷评传》。

1932年至1933年,傅雷撰写和翻译了十余种有关艺术的作品,其中《夏洛外传》是出版的第一部译作,《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则是傅雷撰写的第一篇重要的音乐评论文章。

1934年,傅雷译毕罗曼·罗兰《名人传》中的《弥凯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与罗曼·罗兰书信往还,并互赠照片。

1935年傅雷应美术理论家滕固之邀,赴南京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科长,在 4个月任期内,编译《各国古物保管法规汇编》,署名“傅汝霖”。

1936年11月傅雷又应滕固之请,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专员的名义,去洛阳考察龙门石窟,研究保管问题,历时两月余。

遗世独立 横而不流—壮年时代的傅雷

抗战期间,为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傅雷“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把翻译作为抗战的特殊武器,先后翻译了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法国杜哈曼的《文明》以及巴尔扎克的《亚尔培·萨伐龙》和《高老头》,重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

抗战胜利后,激情满怀的傅雷将视野从书斋转向了广阔的社会现实,积极投入到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反民主、争自由的斗争中,发表十多篇有关时局风云、民生疾苦和教育文艺等问题的政论、杂文,并联系筹建“民主促进会”。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镇压民主运动的大血案,傅雷将消息提供给《周报》,激起社会强烈的反应。1946年,上海警察局长兼警备司令宣铁吾下令实行“警管区制”,引起钱锺书、李健吾、傅雷、乔冠华等进步文人的笔伐。傅雷的《论警管区制》以严肃激烈的笔触,指出所谓“警管区”带有纳粹色彩的本质。

1946年11月2日,傅雷与裘复生、杨嘉仁共同发起为意大利音乐家、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傅聪的钢琴业师梅百器,举办“追悼音乐会”。1948年秋,傅雷会同作曲家沈知白、提琴教授陈又新、业余钢琴家工程师裘复生等为亡友谭小麟组织“遗作保管委员会”。

1947年2月,傅雷翻译斯诺和史各脱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章,编成《美苏关系检讨》出版,认为应该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来处理美苏关系,反对一边倒。这篇文章为后来傅雷陷入政治漩涡埋下了伏笔。

译境更进 苍凉悲怆—一九四九年后的傅雷

解放后的前几年是傅雷一生中阳光明媚、心情舒畅的时期,他谢绝了清华大学的邀请,重新返回书房,重译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新译了巴尔扎克的《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夏倍上校》《奥诺丽纳》,梅里美的《嘉尔曼》和《高龙巴》,服尔德的《老实人》与《天真汉》等作品,迎来了翻译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翻译界,尤其是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权威地位。在全国文化界,只有他和巴金不拿国家工资。

1954年,傅雷以其卓越的翻译成就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55年至1957年,傅雷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担任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傅雷肩负重任,热心奔走于文学、音乐、绘画、出版界之间,深入调查研究,写下了大量书面报告和文章。1957年春,傅雷应邀赴京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傅雷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在翻译上苦心耕耘,硕果累累。

1957年下半年政治风云突变,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的急先锋、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言人,8月22日起,上海各大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傅雷。

1958年4月30日,傅雷被错划为“右派”。留学波兰的儿子傅聪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在学业即将完成时出走英伦。陷入极度痛苦中的傅雷,深居简出,专心工作,翻译了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因拒绝使用笔名出版译作,在“右派”期间,傅雷没有一部译作出版,靠“预支稿费”,艰难维持一家生计。

1961年9月底,傅雷摘去戴了三年零五个月的“右派”帽子,经过多年历练,他没有任何宽慰和欣喜,只是淡淡地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依然深居简出,潜心译书。由于长期伏案,多种疾病缠身,翻译工作进度奇缓,直至1964年8月,才译毕巴尔扎克的《幻灭》三部曲。1965年11月,傅雷眼疾稍好,勉强开始工作,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小说《猫儿打球号》,这是傅雷翻译的最后一部书稿。

“右派”的帽子虽然已经摘掉,心灵上的创伤时时相伴,直到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暴在中国大地上肆虐。1966年8月30日深夜11时,傅雷夫妇突遭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抄家,夫妇俩俱受批斗,折磨达三天四夜。在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的情况下,于9月2日深夜,夫妇联名写下遗书,交待后事,坦坦荡荡地走上了不归路。

【傅雷精言】

1. 辛酸的眼泪是培养你心灵的酒浆。

2.得失成败尽量置之度外,只求竭尽所能,无愧于心。

3.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沉浮。惟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一潭死水;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清无累,真正解脱。

4.一个人惟有敢于正视现实,正视错误,用理智分析,彻底感悟;终不至于被回忆侵蚀。

5.历史上受莫名其妙的指责的人不知有多少。连伽利略、服尔德、巴尔扎克辈都不免,何况区区我辈!……老话说得好,是非自有公论,日子久了自然会黑白分明。



来源 : 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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