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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102岁生日:不喜祝寿 花自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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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102岁生日。

电话打过去,“谢谢您的好意,杨先生说都帮我挡了吧,实在是不好意思。”照顾了先生十几年的保姆吴阿姨言辞恳切,礼数周全。

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写到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南沙沟,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安静得能听见鸟鸣。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的寓所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为的是“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阳台上草木葱郁,几盆兰草长出围栏,向天空伸展。窗前,一棵病柏,两只喜鹊飞来筑巢,杨先生曾特意捡了扫帚上的细枝供它们使用。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坐在屋里的大书桌前,她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曾经的“我们仨”,如今只剩下她独自一人在“打扫现场”。

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风驰电掣的时代一处亘古不变的所在,一抹安静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停不下的脚步:“五四”亲历者唯一在世作家正在守护历史记忆,《杨绛文集》修订版预计年底推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透露,今年年底预计推出《杨绛文集》修订版,收录杨绛近年来的创作。记者了解到,网络上广泛传播的《杨绛百岁感言》并不是杨先生所做,而是从笔答《文汇报》一篇文章中摘录出来又拼凑其他内容而成。

杨绛通晓英法两国语言,1957年时接到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的翻译任务,并被告知从哪种文字转译都可以。但待她找来五种英法文译本细细比对后觉得,译本始终代表不了原著。于是,年近六旬的她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文,至1961年,才开始动手翻译。1978年4月底,《堂吉诃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曾被邓小平作为礼物送给西班牙国王。后来,西班牙国王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告诉记者:截止到现在,《堂吉诃德》已经印了68次,售出了95万套。

杨先生这些年一直笔耕不辍,《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一本接一本问世,直到现在年逾百岁依然如此。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透露,《我们仨》到现在已经出版了超过100万册,重印了十几次,其他单行本《干校六记》、《将饮茶》等也都有重印。

管士光透露,今年年底人文社将推出《杨绛文集》修订版,将收入杨先生近年来的创作,其中包括很多未发表过的作品。不久前,他还和责任编辑胡真才和王瑞一起去看望杨先生,并商量修订文集的事情,“我们一般会在她生日前去看看她,也谈谈文集修订的情况。”

据悉,杨先生近年来的创作诸如《剪辫子的故事》、《漫谈红楼梦》、《魔鬼夜访杨绛》等也将收入文集中,另外还有一些正在创作中的文章,没有确定,“因为她对自己的作品非常负责,会反复地改,《洗澡》她到现在还在改,所以没有完成的作品她不会对外说。”王瑞说,“就我知道的,她正在写一些回忆历史方面的文章,她想把自己当时看到的东西,记下来,因为五四运动在场的,剩下的恐怕就剩下她一人了。”

好朋友的祝福:身边好友解读杨绛生活,杨绛对热闹喧嚣都不感兴趣

面对杨绛即将到来的102岁生日,杨绛的朋友们都不愿意凑这个热闹。“会另外选个时间去看她吧。”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陆文虎说,“她对这些热闹喧嚣都不感兴趣。”大家每次去看她,最多也就待一个小时,或者半个钟头,就怕打扰她。

今年6月,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还和朋友一起去看望过杨先生,当时问杨先生最近怎么样,她的原话是,“饭吃得下,觉睡得着,很好。”陆建德说,杨先生精神非常好,还经常看书、写东西,“我们看过她的一些文章,很多问题请教她,她的思维很敏捷。”

外文所郑土生是钱杨的朋友,经常去串门,今年3月份他还去看过杨先生,“杨先生身体很好,步履轻快、思维敏捷。只是耳朵不太好,我和杨先生谈问题基本都用笔谈,她问什么问题,我写下来给她看。”

《杨绛文集》的责任编辑王瑞则把每次去杨先生家形容成“沾点仙气儿”,“她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她生活很规律,早上起来锻炼,做八段锦,走步,现在还可以下楼转圈了。每天练字,看电视了解时事,自己还写一些东西,态度非常积极,特别的‘正能量’。这些都源自她对文化的信念,对人性的信念,她相信人是向好的。她有一个底线,所以她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把朋友之间的信件能拿出去拍卖。”

充满爱的胸怀:向“好读书”基金捐赠版税逾千万,朋友感叹他们的一生充满仁爱之心

据悉,杨绛的稿费和著作权早已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据称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1000万人民币。管士光说,这也是杨先生让他非常佩服的地方,“我们每次稿费都是直接划到清华大学那边。”

社科院外文所郑土生说,钱杨二人乐于帮助年轻人早有先例。“文革”期间,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那时候毕竟年轻,吃不下,睡不着,想到自杀。他把欠外文所同事的钱一一还清,其中欠杨先生75元,可能就因为他还钱的姿态让人起了疑心,杨绛先生把钱扔到他抽屉里,并且留条子说:我的钱不用马上还,马上我们都要下干校了,你拿着钱买生活必需品吧,来日方长,你要注意身体。看到这个条子的郑土生激动得浑身发抖,当时所里人人惧怕,没人敢安慰他,就为这件事,郑土生说他感念了杨先生一辈子。

王瑞说,杨先生退休工资不高,稿费也捐了,她的生活非常简单,“有一次,看她穿的鞋还挺别致,她说是钱瑗的,当时我都快哭了。”与杨先生的交往每次都让王瑞很感动,“你跟她相处感觉不到她是一个大师,特别放松。她很平和,讲话也很简单,但字里行间又很睿智,能让你感到一种人格魅力。”

管士光说,每次去看杨先生都感觉好像受到了洗礼,“对她来说,名利都不在考虑之内,你到她家就可以看到,家里很简朴,但是不断地在写东西,关心国家、文化各方面的事情。她跟我们谈她的写作,对过去、五四、辛亥革命的回忆,包括对《红楼梦》都有自己的看法。”

郑土生则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可多得的文化圣贤来形容钱杨二人,“他们不在任何压力下说一些违心的话,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极为少数。他们的一生充满仁爱之心,追求真理,不畏强权,这是让我最敬仰的地方。”(记者罗皓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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