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托尔斯泰译者草婴先生于2015年10月24日18点02分在上海华东医院因病去世，享年93岁。
对于草婴先生的去世，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孙甘露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俄语翻译家，一个人等于说把托尔斯泰所有的小说都翻译过来了。”他回忆自己去年春节前还去华东医院看望过草婴，那时草婴在熟睡中，情况就不是很好。“我不懂俄语，尽管很难比较哪一位译者的作品比较好，但是草婴先生是位令人尊敬的俄语翻译家，这是肯定的。
在接到澎湃新闻记者电话得知草婴去世消息时，同为俄语翻译家的高莽先生沉痛不已，“唉，在医院躺了那么多年，还是走了”。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自称“他的学生”的高莽几度沉默。“草婴先生算是我的老师，虽然我和他年龄差不多，但是他的翻译成就比我大得多，我也从他那里学习、汲取了诸多翻译经验”。
改革开放后，高莽结识了草婴。“我们一起出过国、一起开过会，他是个非常认真严肃的翻译家，而且专心专意，容不得粗制滥造。也就是这样的性格，才能把托尔斯泰、米·肖洛霍夫这些巨匠的作品翻译出来，这是很难的。那个时代学习俄文条件非常差，甚至连俄汉字典都没有一本，没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和对翻译的热爱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
1985年，草婴访问苏联，参观了托尔斯泰的庄园。草婴后来向高莽感慨：这样一位拥有巨大财富的贵族少爷，却放弃了享乐投身于文学，关注社会底层人民、探索生活的真谛，实在可贵。
“我想托尔斯泰的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草婴先生吧！”高莽回忆。
1987年，应苏联作家协会邀请，草婴、高莽等四位翻译家前往莫斯科出席第七届苏联文学翻译国际会议，草婴在会上谈了自己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他的汇报讲话非常朴实，没有一句空话，谈他如何翻译、如何理解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受到出席会议的各国翻译家的欢迎。”高莽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每次听草婴聊翻译工作都能收获很多。
高莽对草婴的为人也印象深刻：“我们出席国际会议，先生从来不提个人要求，简简单单的一个人，所有的精力都投在工作中。”即使成果硕硕，草婴却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高莽说，草婴常说自己俄文水平不高、中文水平也不够、文学素养不足、知识面不广，只有勤能补拙。
高莽回忆：“草婴先生是经历过暴风骤雨的人，我们有时候回首往事感慨时，他不爱提‘文革’时期经历的困难，只是说‘不悖良知，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他还在给我写的信中专门提到过知识分子的良知问题，可见他是多么重视风骨。苦日子熬出来，领导让他担任译文出版社社长，他也拒绝了。几十年连工资也没有，就靠稿费。”
采访结束时，高莽向澎湃新闻记者强调，“年轻的翻译者要纪念草婴先生的话，就从学习他开始吧”。
俄语文学翻译家、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院刘文飞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最早读草婴先生翻译是上大学时读的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尽管我们今天站在沉淀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的研究史积累上，可以说这个名字的原意是‘一个人的命运’，但是他在翻译时是肖洛霍夫这篇小说刚刚出来不久，这个名字的翻译也体现了他的翻译风格，不拘泥于原文，而且这个名字在中文中间是很漂亮的，几乎是家喻户晓，在中国只要是喜欢文学的人恐怕没有没读过的。”
虽然跟草婴先生没有什么私交，刘文飞说，“但是我们都是读着他的译文长大的，后来我们从事翻译工作后，他就是我们模仿的对象，都以他的翻译事业作为我们坚持翻译的一种动力。”“他很少参加我们的翻译会议，但是在我们圈内都知道他，他翻译的数量之巨，坚持翻译的时间之长，就我个人所见，我觉得没有几个人能超过他。他要把身外的工作、待遇什么全都去掉，一生只做这一件事。我们知道很多有名的翻译家，有很多其他头衔，可能是作家，出版社编辑，研究机构人员，大学教授，只有他什么都没有，我们所谓的‘职业翻译家’用在他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
另外一位俄语翻译家、诗人汪剑钊则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如果我们站在整个中国俄国文学翻译史上来衡量，草婴先生绝对是有资历和贡献，“而且草婴先生的翻译在中文表达上是很有特色的，我个人认为，他的翻译是比较好地传达了托尔斯泰的神韵，基本上是对得起托尔斯泰的创作的。”
法语翻译家马振骋则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对他的工作和成绩非常钦佩，一个人翻译了托尔斯泰，是翻译史上的壮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