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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翻译风格的倾向性、互补性和多样性来阐述翻译者的个人风格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参与其事的,并大胆地提倡要重视译者个人风格的追求。

  [关键词]翻译标准;个人风格;倾向性;互补性;多样性

On Translators’ Personal Style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style’s tendency, complementarity and diversity so as to show how t ranslators’personal style get s involved in translation. Meanwhile, the article calls for attention on the pursuit of personal style.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andard; personal style; tendency; complementary; diversity

  一、翻译标准与风格的关系

  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长期以来是翻译界沿用的衡量译文好坏的尺度和努力追求的目标。虽然人们觉得它的内涵和外延过于宽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但仍不失为一个大家公认叫好的标准。后来一些翻译教科书把翻译标准概括为“忠实、通顺”,似乎更明白晓畅,更易于操作。按教科书的界定,所谓忠实,首先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其次是指保持原作的风格。所谓通顺是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符合规范。

  教科书要求译者对原作的风格(包括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语体风格、作者个人风格等)不能任意破坏和改变,不能以译者个人的风格代替原作的风格。一般地说,这个标准已为多数翻译工作者所认可和遵循。但是在翻译过程中,不允许译者的个人风格参与其事有时是不可能的。以往人们在翻译实践和批评中常常忽略了译者个人风格对译文的作用和影响。事实上,原作风格和译者风格必然在译文中构成矛盾的统一体,既对立又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翻译不同于摄影,要与原作丝毫不差是不可能的。其实,照相作为一种再创造,它也必然地渗透进了摄影师的个人眼光、角度和风格。翻译同照相一样,译者在遵守“信、达、雅”或“忠实、通顺”的原则之下,其译作中难免反映或流露出译者的个人风格。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事实。

  二、个人风格的倾向性和互补性

  无论何种文体的翻译往往表现两种倾向性,即:科学风格和艺术风格。前者偏重于理智和逻辑,后者则偏重于情感和形象。

  著名外语学者、翻译家许渊冲教授说,科学研究是“真”,艺术研究是“美”。科学研究是1 + 1 = 2 ,艺术研究是1 + 1 =3 。又说,中国诗往往意在言外,英诗却是言尽意穷。这就是说,中诗意大于言,英诗意等于言。如“春蚕到死丝方尽”,如只表示春蚕到死才不吐丝,那是1 + 1 = 2 ;如还表示相思到死才罢,那就是说1 + 1 = 3 。世界知名物理学家杨振宁75 岁时到北京大学做《美与物理学》的报告,他的大学同学许渊冲先生说杨的报告“沟通了科学方法和艺术,把真和美结合起来了。”杨教授在报告中说到狄拉克(1933 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的文章读起来有如“秋水文章不染尘”, 是科学风格;海森伯(物理学家,1925 年引导量子力学的发展)却像“山在虚无缥缈间”,是艺术的风格。新世纪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古今中外科学的真和艺术的美合而为一,各种学科的交流以及科学与艺术的融合。两种互相排斥的风格倾向客观地存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相互渗透。

  1999 年杨振宁在校方为他退休而举行的宴会上讲话时引用了李商隐的诗句自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并译成英文 :”The evening sun is infinitely grand, / Were it not that twilight is close at hand.” 中文原诗每行五字(五言)译成英诗格律五个音步。译文不但内容准确,而且音韵节奏优美,显示狄拉克的科学风格。而许渊冲教授把李的诗译为 :”Thesetting sun appears sublime, / But, it ‘s near its dying time ! ”并认为自己的风格则更接近海伯森的艺术风格。许译的thesetting sun(日落)比杨译的the evening sun(夕阳)多了一点惆怅之感。许译的sublime(壮丽)比杨译的grand(美好)读起来,感情色彩更加浓烈,增强了诗的艺术性。而杨译则以忠实、准确见长。The evening sun(夕阳),infinitely grand (无限好) ,twilight(黄昏),close at hand(临近),几乎与原诗是亦步亦趋的完全等价的直译。末句用虚拟语气Were it not that? 表示一种委婉的愿望与遗憾之情,理所当然的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如果未到垂暮之年那该多好,还可以为全人类的科学发展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还有另一种译文是文殊、王晋熙、邓炎昌三先生合译的:

  ”The setting sun may indeed be a magnificent sight, / Only itportends the approach of night.” 译者用indeed be a magnificentsight(真是太壮观了)来译“无限好”,颇贴切,有强调之意。

  Only 表示遗憾心情。Portend(预示)为文言书面所引出的往往是不祥之兆。如Black clouds portend a storm,译成因果关系,无限好的夕阳可惜成了不祥的黄昏之兆。

  上述几种译法都体现了中国古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点。各译者都从各自的理解出发忠实、通顺地表达了原诗意蕴,发挥了各自的想像力,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可以说这些译文是难分伯仲、各有千秋,皆为上乘之作。

  也是在那次宴会上,为抒发他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奋斗不息的精神,杨教授又改李的诗句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并译成英文 :”Given that the eveningsun is so grand, / Why worry that twilight is close at hand?” Given(假设,已知)是几何学上的常用词,如Given X, it followsthat? (已知X,则可推出?)。学理工科的人可谓“三句不离本行”,习惯成自然,即使是翻译抒情诗歌也想起了它,用起来得心应手,十分自然。这正反映了科学家的风格特征。许渊冲教授则把它译成 :”If the setting sun is sublime, /Why care about its dying time?”

  英译“惆怅”,杨先生用worry(为某事忧心,发愁),许先生用care about(关心、惦念)。前者重,后者轻,而意义则一。

  风格的差异,见仁见智,来源于个人体会之不同而致翻译风格上各异,但均属佳译。

  三、译者个人风格的多样性

  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直译或意译的不同而往往显出风格上的多样性。所谓直译通常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包括比喻、形象、民族、地方色彩等)。

  所谓意译则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而采用转述其内容大意的方法。有时一个句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中,译者交替使用直译和意译的方法,殊途同归,相得益彰,是十分常见的。在这里译者个人风格的发挥大有用武之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英语成语 “When in Rome, do as Romans do.” 直译是:“在罗马应按罗马人那样做事情”;“在罗马就必须遵从那儿的习俗。”译得概括些就是:“在哪儿就随哪儿的习俗吧。”如要符合汉语成语的结构就是:“入国问禁,入乡随俗。”还可译为汉谚:“入乡随俗,入港随湾。”译得更加精练就是:“入境问禁”,或“客随主便。”一个普通的英谚可以译成不同语体和风格不同的文字。

  19 世纪美国著名诗人朗佛罗(W. H. Longfellow ,1807~1882)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名诗The Arrow and The Song (箭与歌) 。笔者曾见过不同的中译。可说忠实、通顺问题不大,也都押了韵。原诗三音步和四音步互用;抑扬格、扬抑格、抑抑扬扬格和扬扬抑抑格相间,节奏铿锵流畅。中译时宜以五言或七言格律诗移译。试举该诗第三节为例:

  Long ,long afterwards , in an oak ,/ I found the arrow , stillunbroken / And the song , from beginning to end ,/ I found againin the heart of a friend.

  秦希廉的译文:好久好久之后,在一棵栎树身上/ 我找到那只箭,依然未断;/ 那支歌,从头到尾,/ 我又发现在一位友人的心内。

  扬霖的译文:好久,好久后,我见一株橡树,/ 树上嵌着箭,完好如故;/ 那首歌,从头到尾,我也发现/ 在一位友人深深地心田。

  梁守涛的译文:久久忽见一橡树,/ 插箭未折仍如故;/我歌此曲一始终,/ 他日见之友肺腑。

  上述第一、二种译文用白话语体,直译明显,十分雷同,几乎无什么风格可言,但读之仍有节奏韵律感。第三种译文用近代文言,译笔颇有特色,易于记忆,上口成诵,比第一、二种略胜一筹,具有自己的风格,诗意甚浓。

  翻译高手往往在翻译过程中能跳出流行的翻译标准的框框,既不以词害意,歪曲原文的内容,也不受原文形式的机械束缚,做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译文宜长则长,宜短则短,充分表现出个人的翻译风格。摆在译者面前的问题只是如何吃透原文,然后选择最合适的语言、文体风格与技巧等手段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内容与形式,虽然不一定能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地,至少也要做到“信、达、雅”的基本要求。

  四、重视译者个人风格的追求

  译者个人翻译风格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可以一蹴而就的。目前有一种现象,许多外国名家作品早已有较高水平的译本,而一些出版商和译者出于商业目的,你重译他也重译,其实新出的不少译本质量上还不如旧译本,译笔大同小异,平淡无味。还有些流行的外文畅销书,在新闻媒体的炒作下,赶时间,争先恐后抢译出书,根本不能静下心来仔细推敲选词择句,而往往造成硬译或乱译,粗制滥造,不但毫无风格特色可言,而且谬种流传,坑害读者。

  翻译史证明,古往今来,凡是名家的译作都是经得起推敲和时间的考验,而且有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的。香港文学家董桥先生曾对这种现象有过一段精辟而惊世骇俗的论述。

  他说:“据说,翻译有直译和意译之分。据说,好的翻译家可以译出原作的神韵。据说,做翻译工作必须先熟读翻译教条。其实,翻译只有两种之分:好翻译和坏翻译之分。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读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只好进行‘强奸’,硬赖硬要,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董先生讽刺了那些学了欧化句子却忘记了自己“母亲的舌头”(mother tongue) 的译者:“我不说‘逐渐进步’,我说‘有增加中地进步’。我不说‘希斯看来是会参加这次会议’,我说‘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希斯愿意出席这次会议?最后,什么‘被认为是小偷’,什么‘生存中最大的飞机’,等等等等,我都朗朗上口,甚至付诸笔墨,如有神助。”“于是我只好用‘进行强奸的方法’去‘进行翻译’”。董先生的这番话一方面是对由来已久,而毫无结果的直译与意译之争下了一个亦庄亦谐的结论;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今那些译文低劣、胡翻乱译的现象的中肯批评。

  在翻译界和外语教师中,钱歌川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

  他翻译过多种英、美、日作家的小说,出版过近百种关于翻译和学习英语的书,特别是他的《翻译的技巧》从20 世纪70 年代问世后,一时洛阳纸贵,畅销港台等地,在大陆也销售五十多万部。他早在20 世纪20 年代即进上海中华书局做编辑,与人合编《新中华》半月刊,出版第一部译作《娱妻记》(英国哈代著) ,发表小说、散文。从此活跃于文化界。20 世纪30年代与鲁迅、茅盾、田汉、邹韬奋、叶圣陶、郭沫若、郁达夫等都有交往,并联名发表过各种文学宣言。钱教授一生奉行三书主义:“教书、读书和著书”,写下了《巴山随笔》、《淡烟疏雨集》、《浪迹烟波录》等数十部作品。他的文采内容博雅文笔流畅,如嚼橄榄,深有余味。他非常讲究语言文字的音乐美,如他的散文《巴山夜雨》好似用文字的音符弹奏出声乐来了:

  “听雨最好是在夜里,因为没有市声混杂其间,你可以清晰地辨别出来,什么是芭蕉上的雨声,什么是残荷上的雨声,雨打在泥土上是怎么样,打在空阶上又是怎样。池中之清沏,瓦上之沉重。倾盆大雨如怒号,霏霏细雨如呜咽,一个是英雄气短,一个是儿女情长。听得既多,自然要形诸笔墨,所以苏东坡有《喜雨亭记》之作,唐明皇也做出《雨淋铃曲》来了。至于诗人文士专描写所谓夜雨的,更多的是不胜屈指。”

  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作家是多么自然、熨帖地将文言成句织入了现代白话,而且可以听到一种韵律。这段话,有长句,有短句,有排比,有对偶,整齐中有参差,参差中见整齐,而且像诗歌一样押了尾韵。读起来,抑扬顿挫,节奏铿锵。有位编辑曾将他写的“奇石穿雨”,改为“奇岩穿云”,他颇为不满地说:“就靠这个仄字声的石字,来调整音调?把石字改为平声的岩字,造成四字一平到底,就失去了声调的谐协。”

  钱歌川对于字句的推敲和锤炼,对于音乐美的重视和追求,由此可见一斑了。再看钱教授英译中的例子:Who can say inwhat remoteness of time, in what difference of earthl y shape ,love first comes to us as a stranger in the jungle ?(《Happinessconsists in Love》) --爱这东西,不管是在多么远古的时代,不管是采取怎样现世的形态出现,总好像在森林中遇到的陌生人一样,是一个谁也不能了解的哑谜。钱教授把英文的修辞问句(不须回答的反诘句) 译成中文的陈述句。

  Who can say 变成了“是一个谁也不能了解的哑谜”,前面加了“不管是”两个排比,译得多么忠实、灵活、流畅、生动!没有相当高的文学素养和根底,难于译到这样的水平。有趣的是,由于他的译名太盛,文名反为所掩。其实他之所以能成为翻译名家、外语大师,跟他早年的文学创作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可见个人翻译风格的形成与培养,必须经年累月下苦功实践而就的。举凡译事必须严肃认真,孜孜不倦地追求创新,如严复所言“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又如董桥在《砚边笺注》一文中所述, “忽然记起清代周德砚名家顾二娘的一句话:砚系一石琢成,必圆活而肥润,方见镌琢之妙,若呆板瘦硬,乃石之本来面目,琢磨何为?然则文笔也是字字琢成,若干涩无光,那是字之堆砌,不成篇章,写来做什么?最重要是琢字成章,是方是圆都不露镌琢之痕,却显见镌琢之妙。”石与雕琢的关系不正像是原文与译者关系么?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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